李杜交游新考 [复制链接]

李杜交游新考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杜甫研究学刊》）1983年第1期，总第5期。
郁贤皓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


唐代两位大诗人李白与杜甫的会面，历来被视为文坛佳话。然而，迄今为止，关于李杜交游的有些说法，尚值得商兑。本文拟就现有史料，对李杜交游的若干问题作新的稽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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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初次会面在什么地方?明清以来的注家和研究者都说是在洛阳。其根据是杜甫的《赠李白》诗：“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羶腥，疏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买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其实，这首诗并不能说明李杜相会的地点在洛阳。耿元瑞在《文学遗产增刊》十三辑上曾发表《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对旧说已提出过怀疑，可惜未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实际上，杜甫的诗意只是说：二年来客居东都，厌恶都市的机巧和羶腥，很想托迹神仙，只是没有条件。接着说李白离开朝廷从事幽居求道，亦有梁宋之游，于是才相约一起去求仙。这显然是游梁宋时的追叙口吻，哪有东都相会的迹象?所以，凭杜甫此诗而论定李杜初次相会在洛阳，根据是不足的。何况，在杜甫晚年写的《昔游》《遣怀》等追忆诗中，都从未提过见面在洛阳。恰恰相反，杜甫在这些诗中叙他们的交游都是从梁宋开始。如《遣怀》诗云：“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君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昔游》诗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提到初见面时情形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提到梁园、泗水，即梁宋、齐鲁，却没有谈到洛阳。可见在洛阳初遇的说法是可疑的。这是一。

其次，从李杜当时的行踪和处境来考察，天宝三载夏天他们在洛阳相会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先从杜甫方面看，天宝三载五月，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杜甫作墓志。虽说范阳太君卢氏是杜甫祖父杜审言的继室，但出身诗礼之家的杜甫，自然还是要守丧如仪的。在这期间，杜甫很可能要奔走于陈留与偃师之间，与李白在洛阳见面的可能性极小。再从李白的行踪考察，天宝三载暮春李白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既没有乘舟沿黄河东下(《梁园吟》叙“我浮黄河去京阙”乃开元间初入长安出京情事，详见拙作《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也没有走华山出潼关赴洛阳，而是走商州大道东南行的。这在李白诗中说得很清楚。《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云：“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浮云蔽日去不还，总为秋风摧紫兰。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路逢园绮笑向人，两君解来一何好。”又《别韦少府》诗云：“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李白走商州大道出京后曾到过南阳。李白《赠宣城赵太守悦》诗云：“忆在南阳时，始承国士恩。公为柱下史，脱绣归田园。”知李白在南阳初次结识赵悦，时赵悦正“脱绣归田园”。考《金石萃编》卷八十七《赵思廉墓志》云：“二子：悦、坦之。悦扬历监察御史，江陵、安邑二县令……坐事长吏被出，非其罪也。”按《赵思廉墓志》作于天宝四载，从《志》中知赵悦其时正罢二宰闲居南阳，当即李白诗中所云“脱绣归田园”之时。李白又有《为赵宣城(悦)与杨右相(国忠)书》云：“昔相公秉国宪之日，一拔九霄，拂刷前耻，升腾晚官。”按《新唐书·杨国忠传》：“天宝七载，擢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所谓“相公秉国宪之日”，当即指杨国忠于天宝七载为御史中丞事，赵悦当于是年“落羽再振”，又一次进御史台。由此知赵悦于天宝七载前一直罢官在南阳闲居。然考李白行踪，天宝三载游梁宋，四载游齐鲁，接着便下江南。从天宝三载秋后到七载前未尝到南阳。因此，只有天宝三载夏可能从商州到南阳与赵悦结识，并在南阳住过一些时日，赵悦以国士待之。大约在初秋即由南阳往梁宋，而没有到洛阳。

再次，《唐诗纪事》卷十八引杨天惠《彰明逸事》云：“始太白与杜甫相遇梁宋间，结交欢甚，久乃去。”可知宋代人认为李杜初遇的地点是在梁宋。在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李杜初遇在别的地方之前，这个说法不能轻易否定。
综上三点，我认为李白与杜甫初次见面的地点绝不是在洛阳，而是在梁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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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的“梁宋游”，究竟指汴州和宋州，还是单指宋中？耿元瑞同志在《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中说：“这里所谓梁宋，实际上指的是宋州，并非大梁(汴州)和宋州(商丘)。”理由是：杜甫《遣怀》诗云：“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表明他们游览的地点是作为梁孝王都城的宋州即今商丘。耿元瑞同志还举了杜甫和高适的其它一些诗，认为其中的“梁”或“梁宋”都又是指宋州。这说法我以为也尚可商兑。
按李白、杜甫、高适等人诗中提到梁宋、梁园的很多，指的地点不一，应当具体分析。李白诗中的“梁园”或“梁苑”，大多指宋州，如《对雪赠从兄虞城宰》诗云：“昨夜梁园里，弟寒兄不知。”《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云：“文招梁苑客，歌动郢中儿。”这两诗中的“梁园(苑)乃指宋州，因为虞城、砀山在唐代并为宋州属县。但李白《梁园吟》中的“梁园”则显然指汴州大梁。不仅因为诗中有“访古始及平台间”的“平台”乃指大梁吹台，诗中“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乃用阮籍《咏怀》诗：“徘徊蓬池上，还颈望大梁。渌水扬洪波，旷野莽苍苍”，而且诗中还提到“今人耕种信陵坟”，据《太平寰宇记》，信陵君墓在开封浚仪县南十二里，浚仪县在唐代即属汴州。由此可见，李白诗中的“梁园”有时指大梁，有时指宋州。高适青年时代长期居住宋州，《高常侍集》中多宋中之作，然他亦常往来汴州，因此他诗中的“梁宋”也得具体分析。即如耿元瑞同志提到的高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诗：“客从梁未来，行役随转蓬。”耿元瑞同志认为这里的“梁宋”指宋州，说是高适“从宋州出发到别处去”，其实并非如此。按此诗有《序》云：“今年适自封丘尉统吏卒于青夷，途经博陵，得太守贾公之政，相见如旧，他日之意存焉。”可知高适乃由封丘送兵青夷，途经博陵。按封丘在今开封市北，在唐代属汴州。所以这里“客从梁宋来”的“梁宋”恰恰是指汴州，而不是指宋州。诗作于天宝九载，贾太守即贾循。《新唐书·贾循传》：“安禄山兼平卢节度，表为副，迁博陵太守。”
要之，唐代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之间虽相隔二百多里，但因水陆交通发达，来往方便，士子游梁往往亦游宋，游宋亦往往游梁，故常以梁宋连称，或以“梁”概称梁宋，如高适《东征赋》：“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意谓告别梁宋而东征适楚。所以杜甫诗中的“梁宋游”，不能认为只指“宋中”，恰恰相反，李白出京后找陈留太守李彦允，陈留郡治所即在大梁(今开封市)，而杜甫祖母卒于陈留郡，料理丧葬亦必须往大梁，所以李杜的“梁宋游”必然包括了梁(开封)和宋(商丘)两地的游览。《新唐书·杜甫传》谓：“尝从 (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当是可信的。耿元瑞同志为了证明李杜的“梁宋游”只指“宋中”，把李杜所登的吹台也说成在宋州，因为梁孝王“在宋州仿造个吹台也是完全可能的”，其实，以此来否定《新唐书》的说法，根据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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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在梁宋的交游是丰富多彩的。众所周知，同游的有高适。考杜甫与高适早在开元年间已结识。杜甫晚年有《奉寄高常侍》诗云：“汶上相逢年颇多。”明确指出初交之地在汶上，可知在同游梁宋之前。按杜甫于开元二十七年 (公元739年)曾漫游齐、鲁，到过汶上；据周勋初《高适年谱》，是年秋高适亦至汶阳，杜、高初交当即在此时。因此，天宝三载梁宋之游，李白与杜甫、李白与高适乃初交，而杜甫与高适则是旧友重会。当时的大梁和商丘非常繁华，三位诗人又处于青壮年时期(高适四十五岁，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意气风发，杜甫后来在《遣怀》诗中对当年盛游，曾有生动的描述。
游梁宋时，他们还一起往单父，并纵猎孟诸泽。按单父时为宋州属县，孟诸泽就在宋州州治与单父之间。杜甫《昔游》诗云：“昔者与高(适)李(白)，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写的就是孟诸纵猎。李白有《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诗：“骏发跨名驹，雕弓控鸣弦。鹰豪鲁草白，狐兔多肥鲜。邀遮相驰逐，遂出城东田。一扫四野空，喧呼鞍马前。归来献所获，炮炙宜霜天。出舞两美人，飘飖若云仙。留欢不知疲，清晓方来旋。”把孟诸纵猎写得很有声势。高适也留下了《同群公秋登琴台》诗，《登子贱琴堂赋诗三首》，琴台即指单父台。高适又有《同群公出猎海上》诗云：“尘惊大泽晦，火燎深林枯。”当即指孟诸泽纵猎。所谓“群公”，自然包括李白和杜甫，可能还有另一诗人贾至。按李、杜、高同游单父时，贾至正在单父尉任。考贾至《虑子贱碑颂》云：“天宝初，至始以校书郎尉于单父。”(《全唐文》卷三六八)大约李白在天宝元年奉诏进京供奉翰林时，贾至尚在校书郎任，故得交接。所以乾元二年贾至在岳州写的《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诗云：“共说金华旧游处，回看北斗欲潸然。”证知他们在长安曾有过从。贾至《微子庙碑记》云：“皇帝二十有一载，予作吏于宋。” (同上)玄宗即位二十一年，即开元二十年 (公元732年)，其时贾至年仅十五岁，显然不可能入仕。傅璇琮《贾至考》认为：“二十有一载应作三十有一载”  (见《唐代诗人丛考》)，玄宗即位三十一年，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作吏于宋”，即指尉单父，其时单父属宋州(睢阳郡)，与《虙子贱碑颂》所云合。贾至《虎牢关铭》云：“天宝七载，至自宋都，西经洛阳。”知贾至从天宝元年至天宝七载一直在宋州单父尉任。其时李白与贾至早已结识，因此，同登单父台的“群公”可能也包括贾至，  秋猎孟诸也可能有贾至参加，他们猎罢夜归还“置酒单父东楼观妓”，贾至自然是主人。由他款待三位落魄诗人是很适合的。由此看来，如果说李杜相会是诗坛两曜走到一起的祥瑞(闻一多语)，那末可以说，“梁宋游”时有不少诗坛明星围绕在两曜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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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宋游”的结束是以高适东征为标志的。高适《东征赋》云：“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点明首途之时为秋末。高适又有《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诗云；“李侯怀英雄，肮脏乃天资。方寸且无间，衣冠当在斯，俱为千里游，忽念两乡辞。”这里的李侯当指李白。诗言相逢不久旋即别离，与当时情事相合。诗又云：“凉风吹北原”，“露下草初白”，知时届深秋，与《东征赋》所叙时令合。接着，李白与杜甫也暂时分手，临别时他们“相期拾瑶草”，互相约定去求仙访道。李白是去找北海高天师受道箓，而杜甫则回洛阳后即渡河去王屋山，访谒道士华盖君。
关于李白受道箓的事，今李白集存有《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真箓临别留赠》诗，安陵县在当时属德州，在今河北省景县东，知李白是年冬北上到过德州。李白又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诗，据李阳冰《草堂集序》，知“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则李白到过齐州。在这期间，李白“求仙弃俗”，“学道北海仙”，“身在方士格”，真正成了一名道士。而杜甫渡河游王屋山，却未能如愿，因华盖君已卒。杜甫后来写有《忆昔行》和《昔游》二诗，叙述他当时访道的情事甚详。从这两诗中可以看出，杜甫是一片真心，虔诚地去访谒华盖君的，结果是“良觌违夙愿”，只能“含悽向寥廓”，内心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此事他历久不忘，直到晚年还引为憾事。
杜甫《寄李白二十韵》说：“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可知第二年春天李白与杜甫又在泗水边的鲁郡相会。当时李白的家在东鲁。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云：“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这里的东山即指鲁郡与瑯琊郡间的龟蒙山。后来李白又有《寄东鲁二稚子》诗云：“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龟阴，即龟蒙山之北，李白的家大约就在龟蒙山附近。杜甫《昔游》诗云：“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闻一多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指出：“曰东蒙，曰龟阴，曰东山，实即一处。”说得很对。其时李白的好友元丹丘正隐于东蒙山。杜甫后来在长安写的《玄都坛歌寄元逸人》云：“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并阴崖白茅屋。”这里的元逸人，当即李白好友元丹丘。东蒙峰，即指东蒙山。(详见拙作《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二期)闻一多先生说：“公 (杜甫)初遇元逸人及董炼师，盖皆在此时，……公客东蒙，与太白诸人同游好，所谓‘同志乐’也。”杜甫一生中唯有这段时间度过求仙学道生活，大概就是受李白的影响，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这段生活。
不久，大约在初夏季节，他们又到齐州去了。是结伴前往还是分头去的，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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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州之会，也是诗坛两曜和众星会聚的盛事，可惜前人对此事未加深考，语焉不详。天宝四载 (公元745年)，李之芳自尚书郎出至临淄郡(即齐州)任职(《杜诗钱注》引吴若本谓李之芳出为齐州司马。今各本并沿袭此说。然钱氏已疑吴若本“未知何据”。按其时齐州司马为卢象(说详后)据《旧唐书·地理志》，齐州为上州。又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上州：刺史一员，别驾一人，长史一人，司马一人。”故李之芳不可能是齐州司马。其从祖北海太守李邕来齐州相会。李邕与杜甫、高适早就结识。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文才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高适有《奉和李泰和<鹘赋>序》云：“天宝初，有自滑台奉太守李公《鹘赋》以垂示。适才无能为，尚怀知音，遂作《鹘赋》。”泰和即李邕字，当时李邕为滑州刺史。此次李邕来齐州，时高适正在汶上，李邕曾寄书约他来相见。高适有《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诗云：“谁谓整隼旟，翻然忆柴扃。寄书汶阳客，回首平阴亭。”高适东征后，此时归意正浓。接到李邕邀请，即改变计划，来到齐州。诗即作于途次平阴之时。李邕既邀请高适，当然也有可能邀请杜甫，所以杜甫也来齐州，今《杜工部集》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诸诗，皆本年夏季作。李邕亦有《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诗，高适亦有《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郑太守》诗，皆同时所作。至于李白，与李邕结识究在何时，其《上李邕》诗写于何地，均不可考。耿元瑞曾因此而怀疑李白是否到齐州与李邕会面。但李白亦有《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当是与杜甫，高适等上述诗同时所作。王琦《李太白年谱》认为临淄郡在天宝五载十月才改济南郡，李白诗题作“济南太守”，所以认为“乃是年以后之作”。詹锳《李白诗文系年》指出：天宝五载十月以后李白已往江东。而齐州之以济南为名，亦不自唐代始。李白诗中所称州郡用旧名的很多，所以不能以此否定这三首诗乃与杜甫、高适、李邕同时所作。按詹说很有见地。杜甫诗亦有“济南名士多”之句，可见称齐州为济南乃通例。惟詹氏将这些诗并系于天宝五载夏，殊未允，当以四载夏为是。
杜甫诗云：“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句下原注：“时邑人蹇处土等在座。”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云：  “按卢象有诗题曰《追凉历下古城西北隅——此地有清泉乔木》，一本题上有‘同李北海’四字，公(杜甫)诗云：‘济南名士多’。象，汶水人，或尝与斯游乎?”杜诗所谓“名土”，不仅指蹇处士一人，而卢象是时为齐州司马，故当得与李白、杜甫、高适、李邕同游。考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象)集纪》云：“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由前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转右卫仓曹掾。丞相曲江公方执文衡，揣摩后进，得公深器之，擢为左补阙，河南府司录，司勋员外郎。名盛气高，少所卑下，为飞语所中，左迁齐、汾、郑三郡司马，入为膳部员外郎。大盗起幽陵，入洛师……执公堕胁从伍中。初谪果州长史，又贬永州司户，移吉州长史……征拜主客员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时为右史，方在鄂，以文志其墓。”由此知卢象是当时著名诗人，曾与王维，崔颢齐名。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还有“闻名如卢杜”之句，注云：“卢员外象，杜员外甫。”由此知后来卢象还与杜甫齐名。天宝初，李白供奉翰林时，卢象正在长安为司勋员外郎。天宝三载正月，太子宾客贺知章请度为道士归越，诏令百僚祖饯于长乐坡，自左相李适以下，作诗送之。今存诗三十七首，其中有李白《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而卢象则有《送贺秘监归会稽歌序》(《全唐文》卷三〇七)。李白与贺知章乃知交，而卢象《序》则曰：“余与真人相知，不以年，不以位，俱承太公之后，见赏王粲之词。”亦可谓知交。可见李白与卢象在长安早就结识。据刘禹锡《卢公集纪》，卢象从司勋员外郎左迁齐州司马，度其时当即在天宝四载。所以卢象此诗，即当写于与李白、杜甫，高适、李邕同游齐州之时。由此可知，齐州之会是又一次诗坛两曜与众星相聚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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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州之会以后，李白大概先自回鲁郡探家，并赴东蒙与元丹丘相聚。高适则随李邕回北海郡 (详周勋初《高适年谱》)。杜甫行踪不可考，疑由于李之芳和卢象的款待而仍留在齐州。但在是年秋天，杜甫大概思念李白，所以又来鲁郡与李白重聚。杜甫《赠李白》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知四载秋他们又在鲁郡相会。杜甫见李白访道求仙意仍极浓，自愧有负“相期拾瑶草”的诺言。下二句则是对李白当时意气举动放纵恣肆的生动写照。经过一年来的聚散离合，两人的感情极为深切。他们经常在东蒙山作客，有时又一道去找隐士范十同游。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可见他们的关系何等亲密！杜诗又云：“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蒪羹。不愿沦簪笏，悠悠沧海清。”李白亦有《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诗云：“……入门且一笑，把臂君为谁。酒客爱秋蔬，山盘荐霜梨。他筵不下筯，此席忘朝饥。酸枣垂北郭，寒瓜蔓东篱。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酣来上马去，却笑高阳池。”这就是他们当时生活的写照。
这里，有两首诗必须说一下，那就是李白的《戏赠杜甫》和《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说：“众言李白惟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其首尾……。”即此诗的前后各四句。这说法宋人已怀疑，洪迈《容斋四笔》卷三“李杜往来诗’云：“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逦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川，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至清代仇兆鳌注杜诗《冬日有怀李白》云：“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诗，段成式《酉阳杂俎》谓杜补阙即杜子美，公此诗用李诗‘迟’字以和之，其说非也。公遇李时尚为布衣，其授拾遗在至德、乾元间，且补阙拾遗，官衔不同，岂可强作傅会耶？”但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却认为“‘杜考功’即杜甫是无疑问的。‘饭颗山头’之句是李白赠杜甫的诗句，《尧祠亭上宴别》也必然是赠杜甫的诗。因此，李白集中的诗题应该是《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兼示范侍御》。‘兼示’二字，抄本或刊本适缺，后人注以‘阙’字。其后窜入正文，妄作聪明者乃益‘甫’为‘补’而成‘补阙’。《酉阳杂俎》既又言‘宴别杜考功’，则原诗应该只是‘宴别杜甫’，范侍御不是‘宴别’的对象。这位范侍御显然就是杜甫《与李白同寻范十隐居》的那位‘范十’了。”
郭老的这段话必须分几点说明。首先，关于《戏赠杜甫》这首诗，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高逸》，首句作“饭颗山头逢杜甫”，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轻佻(戏谑嘲咏附) ”也有相同记载，但首句作“长乐坡前逢杜甫”。前人认为此诗伪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长乐坡”在长安，李杜从未在长安会过面。其实这点是站不住的，因为《本事诗》中首句不作“长乐坡前。”而且既然唐人记载此诗是李白的诗，如果没有确凿根据，便不能轻易否定。我以为郭老对此诗的理解是可从的，就是说，此诗“后二句的一问一答，不是李白的独白，而是李杜两人的对话”，要之，并不是李白“嘲诮”杜甫，而是亲切动人的《赠杜甫》诗，这样，也就没有什么认为伪作的理由。其次，关于《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诗，我以为洪迈和仇兆鳌之说是对的，杜补阙决不是杜甫，郭老用改字的办法，推想“杜补阙”原作“杜甫兼示”，总嫌缺乏根据，不可从。在目前无法稽考杜补阙其人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存疑较稳当。第三，郭老说此诗中的“范侍御”即杜诗中的“范十”，我以为也证据不足。杜甫诗中的“范十”就是李白诗中的“范居士”，他是个并不仕宦的隐士，从李杜两诗的题目和内容上都可看出来，他怎么会变成“侍御”了呢？郭老的断语下得显然是不周密的。要之，杜补阙和范侍御当是另有其人，惜其事迹无考。
李白宴别杜甫的诗是有的，那就是《鲁郡石门送杜二甫》。诗云：“醉别复几日，登临徧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尊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诗题可知，是杜甫告别李白，离开鲁郡。诗中充满着依依惜别的深厚情意。从此一别，两位大诗人竟成了永诀，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杜甫离开鲁郡后，李白是苦苦思念着杜甫的。《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邱城。……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是李白在鲁郡的住处，李白后来有《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诗云：“我家寄在沙丘旁”。从“思君若汶水”句可以想见，其家当离汶水不远。李白思念杜甫之情如浩荡的汶水，而杜甫也一直思念着李白。《冬日有怀李白》云：“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直到暮年，杜甫写了许多思念李白的诗，如《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见》等等。在这些诗中，杜甫深切关心着李白的遭遇、命运。而在《昔游》、《遣怀》等诗中还在回忆着当年相聚的情形。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杜的诗篇果然是宝贵财富，而李杜的友情也确实是值得珍视的。
以上是笔者关于李杜交游的稽考所得，与旧说多有不同之处，尚祈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