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谢灵运 [复制链接]

中国山水诗人谢灵运开始，其实，山水景观作为审美对象，作为诗料也发源于谢灵运所处的东晋刘宋时期。《诗经》中虽也出现了十分形象的自然风光描写，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蒹蒹苍苍，白露为霜”等，但总体上看，《诗经》中出现的自然景物是物不是景，学诗也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为了使于四方，能言善辨的实用目的。而且，诗中所出现的自然物象一般也不离民生日用的常物，人们要依赖它生活，因此，人们往往从实用、需要的角度去观照它、再现它，当然，这种独立于人们主体之外的客观外物也就不存在美不美的问题，在诗歌中只组合成兴象。

到了东晋六朝，士大夫们一般都不存生计问题，而他们政治上的占有欲也因时代的多故而受到极大限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内心深处滋生出衣食与权欲之外的精神欢愉的需要，宗炳、王羲之等的“畅神”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因为自然山水不再仅仅是赖以生存的实物，也不再是衡量权势大小的砝码，于是它就变成了纯粹不带利益关系的审美客体，于是便出现了《天台山赋》、《山居赋》等纯审美意义的山水文学。

尤其是自永嘉南渡以后，北方许多望族、大族纷纷举家南迁剡溪——曹娥江流域。如《晋书•王羲之传》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孙绰传》也云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一方面是浙东山水确实秀美，与中原粗犷、壮美的景色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度，使许多住惯了黄土平原的乔迁人士滋生出无比的愉悦感和新鲜感，如《世说新语•言语篇》称：“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胧其上，若云兴霞蔚’”又记：“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感情不是审美，只是领悟到对比度和新鲜感的外来户才能将视觉感受升华为审美体验。所以王瑶先生说：“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决定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地理的决定性”自然也应包括对于地理的审美受上的对比度和新鲜感。东晋南朝山水文学是如此，其后唐代浙东诗中客游人士占较大比重的原因也是如此。

浙东山水的特征不是华山的雄奇壮观、泰山的庄严肃穆，漓江的温柔细腻，湖湘的神秘奔放，它不具备高山大川的恢宏气魄，但也不至于柔弱婉约到滋生靡靡之音的地步，它处于阴阳之间，一个“秀”字，一个“灵”字，这是浙东山水的特色，其实也是谢氏山水诗的内在特质。而由于谢氏的杰出成就，从浙东起步的山水文学从此便规定了中国山水文学的基调，唐代在这同一块土地上涌现出来的浙东诗除了在词句结构上更加省净严密，情、景、理结合上更为水乳交融外，其主调还是一样的充满灵气和秀色，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是创作于北方黄土地和关中、秦川的山水诗，也一样打着浙东山水的深刻烙印，而不具北朝乐府民歌那朴拙爽朗粗犷的情调。

从负面看，唐代浙东诗（个别的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除外）乃至整体中国古代山水诗大多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不以民生日用为内容，不以于地至理为矢的，精致而不厚重，细腻而不壮美，有小慧而乏大成，因而与李杜的其他诗篇和韩欧诸公大气磅礴的鸿文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也一样可追溯到谢灵运及其山水诗。方东树说：“谢之比于杜韩，则谢似班固，杜韩似史迁。”这不仅可用以比较谢氏与杜韩的高下，拿唐代浙东诗乃至中国古代山水诗比之于李杜的其他诗篇和韩柳欧苏的散文也一样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