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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郁 贤皓 竺岳兵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早在1983年，他读了我的《李白丛考》，就写信给我，说他对拙著很有兴趣。浙东有许多名胜古迹，李白和许多唐代诗人到过浙东，希望我有机会到那里去实地考察。1985年，他担任新昌县旅游社经理和县风景办主任，正式来函邀请我考察剡中。于是我请西北大学安旗教授、著名美术家黄丕谟先生和夫人、我的弟子伍天玉等五人，组成"晋唐文化剡中考察团"。是年5月，竺君派车来南京迎接我们到新昌，下榻于新昌大佛寺。在竺君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天姥山、沃洲湖、天台山华顶峰、国清寺、石梁飞瀑等浙东的名胜美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又或率弟子、或邀友人多次赴新昌，都得到竺君的盛情招待。我们之间的友谊日益加深。90年代初，竺君与我多次讨论，拟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开展浙东文化的研究。1991年5月，竺君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剡溪——唐诗之路》论文，在与会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由此为契机，我们又徵得许多学者的同意，终于发起成立了浙东唐诗之路研究开发社（即今新昌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社；下同），竺君担任社长，我被聘请为名誉会长。1994年11月，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浙东唐诗之路研究开发社和中外合资浙江越州制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新昌召开，由我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竺君担任秘书长，会议的一切具体工作都有竺君操办，我们的合作使会议圆满成功。1999年5月，中国李白研究会与新昌县政府，联合召开了一次由十个国家的学者参加的"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李白研究会特别会议"。由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竺君又担任秘书长，会议的一切具体工作又都是竺君操办。这次我们两人的合作使海内外的学者非常满意，被誉为是一次真正的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 竺君知识面广博，早年从事教师、交通、建筑等方面工作，对每种事业都能深入研究，曾发表过许多篇建筑、园林艺术方面的文章。他对诗词、美术、音乐、佛道乃至农林畜牧，都有浓厚的兴趣，发表过这方面的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文章。其中有些本来与文学似乎没有关系的专业知识，却使他在研究唐代文学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如1991年他发表《剡溪——唐诗之路》一文，就是充分运用了他最熟悉的古代地理知识和其他综合性知识。近二十年来，竺君几乎用全部精力，对晋唐诗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唐代诗人的浙东行踪及其写浙东的诗篇，进行爬梳搜集，潜心钻研，终于写出了这本名为《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的学术著作。 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前贤未及的唐代诗人浙东行踪及其诗篇的考证，或对前贤研究中的错误进行订正，谓之"考证"，共61人。这些都是竺君独到的见解和发明，是本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中编是前贤已有的考论，或不够精确，或众说纷纭，本书予以补正和疏理，谓之"附疏"，共163人。下编是前贤已经考明唐代诗人行踪及其诗篇的，不需要补正，径以录入，谓之"附录"，以示不敢掠人之美，共228人。全书合计共考录452位诗人。窃以为这样的安排是非常妥当的，体现出作者谦虚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学作风。本书最显著的优点是富有发明和创造性。 首先，作者能详细掌握诗人的生平资料，较正确地把握诗篇的内容，结合作诗的时间和地点、交游等有关材料，考证出前贤从未注意到的史实，解决了不少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王维是唐代著名诗人，历来研究者多得不可胜计，但许多研究著作和王维年谱都未提及王维曾到过越中。本书《王维寓家越中考》详细考证出"王维不但到过浙东，而且曾寓家越中"。作者首先辨别出前人误以为卢象作的《别弟妹二首》乃王维诗，诗中有"小弟更年幼，归来不相识。……宛作越人言，殊乡甘水食"句。清人赵殿成注王维诗，认为"右丞本传及他书，未有言其寓家于越，浪迹水乡者。'宛作'二语，合之卢象江东之说，乃为得之。"就是因为赵殿成不知王维曾寓家于越，故断为卢象诗。近年来出版的王维研究著作仍多沿用其说。本书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资料，考出王维有四弟一妹，而卢象没有比他小得多的弟妹。由此证明《别弟妹二首》为王维所作。《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4期曾发表过史双元博士的《王维漫游江南考述》，提到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作于越中，考出"云溪"即五云溪，亦即若邪溪；《鸟鸣涧》中的"桂花"是春桂，而春桂只有南方才有。本书则更指出另外四首诗中写的"采莲"、"弄篙"、"青蒲"、"鸬鷀"、"衔鱼"、"轻舟"、"绿萍"等，都是江南水乡景象，亦可证明此组诗作于越中，决不是前贤所说的作于"可能长安附近名叫'云溪'的一处山庄或别墅"。竺君还指出，王维曾到过诸暨，写有《西施咏》，到过缙云，写有《赠缙云苗太守》，著名的《山居秋暝》等诗亦当作于越中。所有这些考证和论述，都是竺君的发明，证据确凿，论证周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唐诗人李中的行踪，前人几乎没有认真探讨过。本书《李中与舟山》条可以说是填补了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空白。作者从李中《闲居言怀》诗"远忆四明僧"句着手，认为这位"四明僧"与李中是故交，并考出此僧就是李中《赠海上观音院文依上人》中的"文依上人"，而"海上观音院"就是今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的应化道场。说明李中曾到过普陀山。李中还有《赠胊山杨宰》、《赠胊山孙明府》等诗，竺君根据各地理书考出胊山在今浙江定海县北海中，并指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曾在今舟山群岛置翁山县，胊山在翁山县中部，今属岱山县。《元和郡县志》卷二六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谓甬东地也。……其洲周环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糜鹿。"即今舟山群岛。唐宝应元年（762），袁晁占领翁山，唐军久攻不克，遂废翁山县。正由于这个原因，李中诗题不称翁山而沿用旧名称胊山。这些都是竺君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独到的创见。 其次，作者对浙东的历史地理和行政建置沿革非常熟悉，前人往往用现代地理去解读唐诗和诗人行踪，造成不少错误。竺君把握历史地理的变迁和行政建置的沿革，对一些唐诗和诗人行踪进行深入考证，订正了前人的错误。如《贺知章籍贯考》条，古代典籍多称贺知章为越州永兴人，少数书中称他是会稽人，个别的称他为鄮人、鄞人；竺君首先根据《元和姓纂》的记载，指出贺知章"世居会稽山阴"。接着又从《回乡偶书》中"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句说明贺家面对镜湖。而唐时镜湖面积很大，东至曹娥，西至钱清江，南抵会稽山麓，呈狭长形。以会稽郡城东南稽山门至禹陵驿路为界，东称东湖，西称西湖。西湖北接萧绍运河，接口在今衙前、新林周附近，距永兴(今萧山西长兴乡)还有30余公里，如果说贺宅在永兴，怎能门对镜湖？由此得出结论：贺知章并非永兴人。然后竺君又考证山阴县、会稽县的沿革，在隋代，山阴县改会稽县，仍为会稽郡郡治。唐武德四年(621)，罢会稽郡置越州，天宝元年(742)，仍改越州为会稽郡，郡治在会稽、山阴。就是说，原山阴至此分为山阴县和会稽县，山阴县在西，会稽县在东。贺知章属山阴县还是属会稽县呢？《重修浙江通志稿》卷三十五云："贺秘监宅，在(会稽) 县东北三里。"《浙江通志》卷四十五："《嘉泰会稽志》唐贺秘监宅在会稽县东北三里八十步，后以宅为千秋观。"《重修浙江通志稿》卷三七："秘书监贺知章墓，在（绍兴）府城南九里。"而《浙江通志》卷二二一："《会稽县志》贺监祠在镜湖上，唐秘监贺知章祠也。《诸葛与贺监祠颂》山族族兮环湖，水淼淼兮萦纡……"这里的山族族，水淼淼，反映的正是会稽县东南一带风光。从而得出贺宅在会稽县之东北或东南，而不在会稽县之西的山阴县的结论。另二个问题是：既然贺知章故宅在会稽镜湖，却为何贺知章晚年自号"四明狂客"？天宝三载正月五日，贺知章因病请度为道士，求归越，玄宗许之，御制诗及序送之，又命百官饯送于长乐坡，皇太子以下咸就执别，各有诗作。玄宗的诗题为《送贺知章归四明》，百僚文臣的诗题，也大都题贺监"归四明"。李白视贺知章为第一知己，他在《对酒忆贺监二首》诗其一开头就说"四明有狂客"，其二开头称"狂客归四明"，这是因何？而《新唐书》卷一九六云："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这里的"镜湖剡川一曲"，究竟在何地？为了把这两个问题说清楚，竺君又考证历史地理：镜湖东接曹娥江，但历史上的曹娥江与今不同。《浙江古今地名大辞典》579页称：曹娥江"初指上虞县境内曹娥庙至龙山山麓一段江道"，据此计算其长度仅为5公里。而今称之曹娥江，有192公里，这是因为把古代著名的剡溪也包括进去了的长度。而在古代则相反，古代的剡溪，包括曹娥庙至龙山山麓一段江道，与镜湖相通。在唐诗中，没有"曹娥江"而只有"曹娥"一词，出现4次，指的都是曹娥庙，而不是曹娥江；"剡溪"一词有57次，"剡"字有168次。唐诗中的剡溪，包括曹娥江。今天的曹娥江古代也被称为剡溪。在古代，从剡溪的源头到嶀浦，曰剡溪，嶀浦以北，再汇诸水而成剡川。而"诏赐镜湖剡川一曲"之"曲"，谓弯曲、隐蔽的地方。由此可知唐玄宗诏赐给贺知章的"放生池"（"镜湖剡川一曲"），当在剡川与镜湖相连接处，即会稽山与四明山陵峦交叉处。竺君还从贺知章回乡后写的《答朝士》诗说明贺知章的住处在镜湖边的山湾里，而不是今人说的"贺家池"。从杜甫《遣兴五首》"山阴一茅宇，江海日凄凉"、温庭筠《题贺知章故居叠韵作》"废砌翳薜荔，枯湖无菰蒲"、诗僧齐己《塘上闲作》"陶靖节居彭泽畔，贺知章在镜湖边。"都说明贺知章住在镜湖边，因此把贺之故宅锁定在上述地区，与贺自号"四明狂客"，以及"诏赐镜湖剡川一曲"和地方志书的记载均较符合。至于贺知章为鄞人、鄮人之说，明代鄞人张时徹写的《府志存疑》对此已经辨明，张云："种种古迹遗翰，如知章三告龙瑞宫记等，多在山、会间。……其为越人明矣。"这样，竺君不但考明了贺知章的籍贯，并把前人多不太理解"四明狂客"与"镜湖剡川一曲"的矛盾也彻底理清了。 再次，竺君长于从诗篇内容的分析理解入手，结合其它资料，能正确地钩稽出诗人的思想和行踪。如过去学术界多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七或十八年游浙东，是应友人即当时为乐城尉的张子容的邀请，或者说其目的是访问张子容。竺君指出，孟浩然游浙东前，没有诗文给张子容，来浙东后有五首诗给张子容，张子容也有四首诗，这些诗都是逢、赠、送、别之作，看不出张子容曾邀请孟浩然来浙东。因此，说孟浩然游浙东是应张子容邀请之说不可信。竺君通过对孟浩然来浙东时写的许多诗篇进行考证，如动身前在故里写的《田园作》，自叹"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说明当时孟浩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金门既无路，隐于鹿门山又耻与乡邻争食。并从他在到浙东后写的《寻梅道士》、《宿立公房》、《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寄天台道士》、《宿天台桐柏观》等诗中分析其思想，都是"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所以竺君认为其游浙东的真正目的是寻觅安顿灵魂的处所，想长期隐居浙东。这就完全推翻了前人的成说，是竺君的独特见解。关于孟浩然到浙东的行踪路线，前人多有考证。一说是从杭州溯富春江、新安江、恶溪（今名好溪），到永嘉、乐城访张子容，然后上溯始丰溪、登天台山，顺流剡溪到山阴，再北归鹿门。又有二说是在越州、杭州、台州、温州之间多次往返。竺君则通过对一系列诗篇的阐释，提出了一条与前人之说完全相反的行踪路线。认为孟浩然是溯长江到安徽南陵，有《夜泊宣城界》诗："西塞沿江岛，南陵问驿楼。……石逢罗刹碍，山泊敬亭幽。"再溯青弋江过黄山，由屯溪入新安江到建德，有《宿建德江》诗。顺流而下到富春江游严子陵遗迹，然后到杭州临安，《经七里滩》、《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等诗，都是由新安江经富春江初入吴越时所作。所有这些新说，都言之有据，至少可备学术界参资。 类似这样的创见在全书中不胜枚举。可以说本书是一部研究唐代诗人浙东行踪最完备的著作，也是研究唐代文史的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竺君虽然自幼爱好文学，但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却是从他五十岁提前退休以后开始的。他身处小县山城，既缺乏图书资料，又无国家财政经费支持，搞研究谈何容易！但竺君竟凭自己微薄的退休费购置研究书，到现在已可谓四壁盈书了。这本《行迹考》所引用的一百多种主要参考书，都是他自已购置的。还应当指出的是：与本书同时出版的《唐诗之路综论》、《唐诗之路唐诗总集》和附于本书后面的《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资料索引》，其资料积累虽已二十多年，但真正潜心著录，却是在2000年脑出血之后。这中间，他又有其他病缠身。然而他仍日以继夜，抱病研究。这种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使我深为钦佩。作为深知竺君为人和为学的朋友，我谨略述所知情况和浅见，以为序。 甲申年二月十九日于金陵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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