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傅先生却有两件事让我感动不已。出国二十七年,我几乎年年想到这两件事。头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八七年。那时全国正在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运动触及到我。我因发了刘宾雁文章,拆下后又被指责为‘开天窗’,最后又被撤销《文学评论》主编职务。傅先生在书局里大约也听说了。因此,便不平而鸣。有一天傍晚,我听到有人敲门,立即去开门,一开竟见到傅先生站在面前,我请他进屋坐坐,他却什么话也不说,只塞给我一封信,是中华书局的信封,中间写着‘刘再复同志’,下边署着‘傅璇琮’三个字。把信交给我之后,他就掉头往楼上走。我们虽是邻居,但很少交往,此次他特地给我写信,一定是有什么要事急事,于是,回到房里,我立即开灯坐下来读他的信。此信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