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建华校长：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把人培养好，几十年后人们就会指责我们 [复制链接]

专访林建华校长：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把人培养好，几十年后人们就会指责我们


本文选自由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主笔的《大学的根本》，是2013年9月对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的访谈。林建华教授自1993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院副院长、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2013年，任重庆大学校长。2013年6月，调任浙江大学校长。2015年2月，调任北京大学校长。

教育改革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
黄达人(以下简称“黄”)：林校长，今天来拜访，是想听听你对大学教育改革尤其是本科教学改革方面的高见。我们知道，你有在北大、重大、浙大的经历，所以，今天聊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浙大。



林建华(以下简称“林”)：谢谢黄校长。作为大学，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因此，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应当是大学应尽的责任，也是大学存在的根本理由。目前，我们的教育改革确实面临一些困难，主要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大学是否真正重视教育，就是说，学校的政策、构架是不是真正以教育、以人才培养为使命来设计的，否则，再好的教学计划都没用。其二，就是大学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是否能够驾驭未来，培养的人是否能够适合国家的需求和未来的挑战。一个学校要想真正搞好教育，必须改变它的整个构架。也就是说，要做一个整套的战略，而且，这个战略要以人才培养作为线索和切入点，而不是现在流行的指标，等等。为什么教育改革这么困难，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氛围和导向存在问题。
教育改革困难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学校内部。教育教学改革是涉及面最广也是最复杂的工作。教师倾向用过去自己受教育的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学生。当然，这使很多好的传统传承下来，但也使教学内容陈旧，教育方式死板沉闷。在教育观念上，我们不是把学生看作受教育的人，而是看作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课堂教学犹如知识的输入和存储教师和学校很在意传授的专业知识是否完整，却很少关心学生的能力是否提高，素质是否更好。在当前急功近利的氛围中，教学与科研的平衡已经被破坏，真正关注学生和热心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少。一位大学管理者的话很有意思：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真正让人惊奇的不是教师不热心教学，而是竟然还有一些教师热心教学。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教育的问题，也在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但我们习惯于把教改当作一个个分立项目，而不是完整体系，教育行政部门的教改立项热情更加重了这种倾向。结果是总结交流时头头是道，丰富多彩，理念花样翻新，但学生培养的效果就让人难得要领了。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和梳理学校的人才培养，厘清人才培养定位、目标和特色，根据具体情况，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方案。实际上，不同学院学生培养的情况差别很大，基础比较好的学院应重点加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培养，基础较差的学院则应当关注课程体系建设。教育体系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动员全校之力，整体规划，稳步实施。

重拾丢掉的教育传统
黄：关于大学为什么要重视教学这个问题，想请你再进一步阐述。
林：回顾历史，在改革开放前，按现在的标准看，大多数学校都是教学型的学校。我们当时有一批高素质的好老师，他们花了很多工夫来培养学生，当时的中国大学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教育是非常有成效的。例如，大家可能很难记起当时的西南联大、浙大等取得了什么科研成果，但一定还会记得他们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优秀的人才。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大学的发展和进步都很快，有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教育产业化，由于国家投入较少，要学校想办法，这阶段各种各样的公司应运而生，但做得好的不多，对学校的文化和氛围的伤害却不少。本世纪初开始了大学合并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当说这是大学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但人们过度追逐各种各样的科研评估、指标和大学排名，使大学的风气比较浮，原来很多好的教学传统、教学文化都丢了，忘记了培养人是大学的根本使命。要记住，我们和国外大学有一点很不同，在国外好的大学中，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教育声誉是大学生存的基础，发展比较均衡全面，因此，尽管大学排名仅强调某些侧面，总体的结果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的学校发展还不均衡，强调科研比较多一些，因此，在不同排名的变化幅度也比较大。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学教育传统保持得比较好，教师都把能够上课作为荣誉。我们的量子化学是徐光宪先生，有机化学是张滂先生，大家都很认真，很用心。北大化学系的张青莲院士是我国同位素化学的鼻祖，他90多岁的时候，我去拜访，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60年代的时候，他在上普通化学，傅鹰先生调到北大后，也要求上教普通化学，因傅鹰的资格比他老，系里让他把课让给傅鹰，直到90多岁，他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老先生对教学的重视和关注，他们都认为教学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黄：而且，他要上的是普通化学。
林：所以，当时这种教育传统是非常强的，给学生讲课，老师是非常有荣誉感的。我们上学那时候，一般新来的老师是不能直接上课的，都得经过很好的老师给他们做辅导之后才行。这种传统丢失了，现在大家觉得教学是一个负担了，好像是一件与个人发展没有什么关系的附属工作一样。
黄：你认为把教学当作负担是大学里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林：应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大学中过分强调论文数量的这种评价导向，非常严重。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过去大学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少，现在的科研活动要多得多，老师确实比较辛苦。但是无论如何，教育人是大学最重要的职责，也是国家最希望大学做的事情，大学应当使教学和科研保持平衡，这就要从建立良好的教学文化，教学传统来着手，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黄：你是觉得这个问题跟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和指标体系等有关？
林：当然有关。不仅是与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价有关，还与整个社会的导向都有关系，为了尽快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学校内部都对科研有很重的奖励，这与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这些因素都使得大家觉得教学不重要了。现在恐怕很难有校长敢拍胸脯说，他是真正把培养人才放在了第一位。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能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是很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
黄：有人就认为，科研实力是话语权，一边讲人才培养如何重要，一边又认为科研实力是敲门砖，很矛盾。
林：其实，这就涉及“大学的回归”这个问题了。
黄：丢掉的东西要捡回来。
林：对，但这个回归挺艰难的。从大的方面说，大学是需要守正创新的。我们现在提创新比较多，管理体制创新、培养机制创新等，面对未来的挑战，大学必须要创新。但大学更要守正，要坚守大学的核心使命，坚守大学的核心价值。人们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是“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大学需要经常反思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学校要真正把培养人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学校的综合改革方案要以人才培养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影响提高培养质量的各种因素，形成一个战略地图。

我们现在常说说，大学有四项功能。其实，大学最早的功能只有培养人，随着社会发展和要求，增加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但人才培养始终是大学最核心的功能，国家最需要大学提供的就是人才。社会服务当然很重要，我们要为地方服务，要为国家经济转型作贡献，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比较一下就清楚了，学校做的研究对地方、国家经济上的直接贡献，与其培养出来的大批学生相比(如果这批学生你用心培养了)，哪个更大?显然，大批的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会成百上千倍地放大。人们常说硅谷是靠斯坦福大学产生的，但在我看来，硅谷实际上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创造出来的，它依托了斯坦福，但更多的是斯坦福培养出来的人才创造了硅谷。
黄：论对社会、对经济的直接贡献，教授贡献再大，抵不上他的学生的整体贡献。
林：对，肯定是这样的，只有我们真正用心把学生培养好了，创新国家等这些目标才能实现。大学的最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发文章这个贡献相比培养学生来说，是比较小的。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从学校本身声誉的角度考虑，人才培养也是最重要的，我在好几个场合都讲过，很多大学之所以著名，我们之所以能记住这些学校，因为是它们培养出来的人。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在国家发展当中所作的贡献，是大学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声誉，北大、清华、浙大都是这样，正是培养的人对国家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成就了这些学校。相反，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把人培养好，几十年后人们就会指责我们，现在一些部门热衷于用教师的文章和奖励来评价学校，说成是绩效评价，这只会越搞越糟。

黄：这种评价方式对学校本身是一个误导，大家只会注重教师做了什么，而很少会去关注我们的学生在做什么。
林：我喜欢那些真正对教育感兴趣、能够把精力放在教学上的教授。现在有很多好教授，国家各种人才引进计划也吸引了不少优秀学者，但我们在引进人才时，特别是“千人计划”引进人才时，更多的是关注对研究或学科的贡献，很少看他们对教育、对学生的兴趣，我觉得如果引导这些人真正地关注学生，关注教育，对中国的贡献就会更大。在北大工作时，曾经有几位千人计划学者，如数学的鄂维南、工程的卢志扬等，就明确希望为国内人才培养做更多的事情。这都是很好的迹象，我们的导向和视野不要太狭隘，不能只看眼前，要看得更远一些
黄：其实，我做校长的时候包括现在，对“千人计划”都没有想得像你这么深。关注的是把一个学科弄上去，然后要发 Science、 Nature。你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引进高端人才，不要把重心偏移了。这些高端人才如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人才上，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其实，我们不是要看教学改革做了什么措施，而是要看有多少教师参与了，有多少学生参与了，这样的教育改革才是有意义的。
林：现在，很多学校特别是“985”院校，都在考虑缩减本科的规模原因之一是生师比数据不好看，当时重庆大学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把本科生规模缩小了，我们的教育水准还是不及人家，没有什么意义，相反，如果好一些的学校都减小本科规模，这些学生只能去更差的学校，这对国家整体人才培养质量是不利的，这是中国国情。所以，好一些的学校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规模，但要设法提高培养质量。如果我们能使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学校，保持比较好的教育水平，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比较大的规模条件下，提供好的教育，一些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可以重点考虑精英教育，规模不大，但教育要很精。这样，学校的特色和差异就出来了。
黄：顶尖学者回来后要把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我对你的这观点非常欣赏，这些人应该把榜样竖起来。
林：其实，有些顶级的学者，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最有创造性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所以，从中国大学发展看，他们的任务，第一是带年轻人队伍，就像你说的，能够把一个领域或一个学科带起来；第二就是把教育做好，真正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一批人。当然，他们自己再能够取得更好的学术成就和成果，当然很好，我们花那么大代价把这批人请回来，如果他们能把年轻人带动起来，能把我们的氛围搞好，把学生培养好，贡献就更大了。

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
黄：接下来，关于如何进行人才培养的问题，你有哪些思考？
林：前面谈到大学要回归对教育的重视，后面说的是培养方案。我走了很多的学校，在北大的时间最长，从2001年开始就负责学校的学术事务，北大的教育改革思路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开始的主要想法就是学习哈佛，推进通识教育。对于通识教育，当时争论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学校最大担心，一是我们没有教师懂得怎么去做通识教育，二是对如何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心里还没有底。于是，当时就成立了一个实验班，就是元培班，先在小范围内进行通识教育的尝试。
黄：元培班的设立，实际上是想走通识教育这条路而做的尝试。所以，按照当时的设计，元培班并不是一个优秀学生组成的精英班，它其实是一个通识教育的实验班。你对于拔尖人才培养有什么看法？
林：教育部实施了拔尖学生培养的改革试点，但我以为要注意两方面问题。首先，不要以为少数拔尖创新人才就能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依赖于整个民族的教育水平，依赖于整个教育体系，我们的教育要使人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得以释放和发挥，比如说，我们应当鼓励孩子们的想象力，而不是给他们唯一的答案；我们应当鼓励大学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对事务作出判断，而不是让他们被动地接受我们的观点。培养能够适应和驾驭未来的人就是要使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他们成长为创新人才。其次，应用领域人才与基础学科不同，不仅需要宽广的知识基础，还要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情商变得非常重要了。因此，重庆大学办学理念中提出要“造就人才”，而不是讲“培养人才”，是有一定道理的。应用型人才需要经过实践和社会的磨练才能“造就”成才。在知识经济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学应当承担起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的责任，吃苦精神、牺牲精神、忘我精神、求实精神、学习能力、开拓能力、责任感、敢于冒险等等，这些精神并非企业家或创业者独有，任何具备这些能力和素质的人就能更好地胜任工作。我们准备把培养企业家精神培养和创新创业作为浙江大学教育的特色和重点。总之，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建设中，一定要使学生在学习、实践和生活中，增长才干，增强能力，健康成长。
黄：对此，你们是怎么做的？
林：当时北大就提出了要建设一个教育体系的概念。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北大的教育，即使对于元培学院来说，也不应该是一种完全的通识，而是一种专业和通识教育结合的模式。关于北大的教育体系，我当时提出了两个特点：一个是多样化，一个是全方位。所谓全方位，指的就是对人的教育，不是以专业为本，而是以人为本，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我举一个例子。当时，生命学院有个教授，用英文开设生物化学课大概有七八年了。开研讨会的时候、他说：“现在学生对用英文讲授专业课有意见，感觉难度太大。”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讲课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这节课对学生是有挑战的，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准备，我觉得这个“难”是个好事情；如果我们把学生当作一个人来培养，你会觉得“难”是值得的；如果仅仅是以专业为本，以知识为本，目的是灌输给学生知识的完整性，当然中文讲授更容易。我在化学学院做院长的时候，也有一个例子。当时，要压缩课程，一个老师就说：“如果这些知识点不教给学生，他怎么能算是化学系毕业的学生呢？”

黄：这考虑的就是学科的完整性。
林：对。实际上，教师更应该考虑学生将来的发展，要为他设计，或者让他自己设计更适合的道路。当然，以学生为本，还有关于他的思想素质等全方位的考量。
另一个是多样化。这涉及学校层面的考量，也就是说怎样使学生在社会上更好发展。现在大学基本是专业教育模式，比如说化学专业，可以有一两百学生，你的培养目标是化学家？还是化学基础比较好、整体素质比较高的人？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教育的基础。浙江大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些院系的人才培养目标并不清晰，我们即将开展一次全校范围的教育教学大讨论，目的就是要讨论清楚各学科专业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进而构建有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你就必须考虑学生的兴趣，考虑学生特质的多样性。
黄：也就是培养目标的多样性。
林：对。大学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也应当是多样化的。怎么多样？现在我们主要还是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就是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南大实行的是“三三制”，一年级实行通识教育，然后选择专业，最后一年可以选择专业培养，也可以选择跨学科或应用型培养。我觉得像北大、浙大这样的学校，学科比较齐全，课程种类也比较多，只要把现有的课程组合起来，就可以产生出复合型专业，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主修和辅修专业。例如，北大用这种方式设立了古生物、政治—哲学—经济等专业。这样会使培养的人更加多样化，而不是同类竞争，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
另外，我觉得大学教育很重要一点，就是营造氛围。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认为教育不像工业，特别是不像现在的大工业，而更像农业。工业是按设计要求，按标准程序，把原料加工成产品；农业则要选好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设法给予好的条件，水、阳光、空气和肥料让它们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大学的教育其实是要选好种子，然后要提供好的条件、环境、课程等，形成以学生为本、激励教育教学的制度和文化。

黄：这样的人才在多个领域都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人物。
林：这是北大教育体系建设的一个基本思路。后来，教育部开始了“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其实这只是这种多样化教育体系中的专业教育部分。
黄：你认为，像北大这样水平的学校的“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其实针对的应该是该专业里致力于做科学的人。
林：是的，这是当时的基本思路。到重庆大学后，根据学校情况，提出要回归，回归大学的教育本位。我们提出学校要用五年时间，打好基础，确定了四项任务：第一是学科构架的调整，第二是队伍建设，第三是教育体系建设，第四是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建立学部。起初，有很多不同意见，为此，我们还写了一篇答记者问，系统地阐述学部的作用和意义。重大的学部对后来学校很多战略性事务发挥了很大作用。学部建立起来之后，学校层面的工作有了抓手，可以更多地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黄：学部差不多相当于国外的学院，是吧？
林：差不多。我们当时想成立四个学部，即文理学部、建筑学部、信息学部和工学部。一开始有些争议，后来就决定先尝试设立文理学部，由干效果不错，半年后，其他学部也都建立起来了。

学部的设立是从学校放权
黄：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有没有说把学校的什么权力放到学部里呢？
林：这里涉及一个概念，就是学部权力的来源。学部的设立，不是从学院收权，而是从学校放权。
黄：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林：学部相当于学校的一个派出机构。学部刚成立时，出现了一些问题，职能部门把很多日常琐碎的工作，比如评奖等，本来应当由学院负责的工作，都交给了学部，使学部不堪重负，大家的意见也比较大。当时，经过讨论，我们把学校的工作分成两类：一类是发展性的事务，包括队伍建设、学科调整、规划、教育改革等，这些由学部来管；而日常的事务，则由职能部门直接到学院。这样就把学部和学院的责任、任务分清了，大大减轻了学部的压力。此外，学部的院长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学科的发展，教学改革和学院的建设等，真正把大家凝聚起来。
黄：发展的事情放在学部，就是说实际上学校不会全面去考虑，而是分给学部去考虑。而且，学部也不能多，多了要出乱子的，所以你先尝试建立了四个学部。
林：实际上，在研讨和考虑学部发展的时候，学校的资源也就分下去了，资源使用的重点也更加清楚了，我觉得大家还是挺高兴的。
黄：资源配置到学部。
林：比如说，引进人才的资源和权力都给了学部。学部再配置给学院，当时有“百人计划”和一般教师两种不同的引进渠道，“百人计划”是按预聘制，提供比较好的启动，学院都有相应的指标和任务。
黄：学校有没有设立一个人才引进领导小组，就是说进来的人要审核一遍？
林：学校有一个学科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最后把关。实际上，把引进人才的权力下放，还涉及一些人事制度上的改变。我认为，这对学校人才竞争力很重要，要有清晰的发展路径和预期。我们当时对百人计划人才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也制定了清晰的发展路径和提供的条件。学部主任和院长知道引进人的工资待遇、启动经费，而且，这些人的晋升是要与世界同行比较，没有名额限制。
黄：也可以直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