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建华校长：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把人培养好，几十年后人们就会指责我们 [复制链接]

林：都可以谈了。如果学院同意某个人作为“百人计划”引进，就要到学部人力资源委员会讨论；最后到学校层面，我们只是监督一下，看看学部的学术标准把握得是不是妥当。当然，个别也会被否定。
黄：否定权还是掌握在校长的手上。
林：如果他们的要求太低了，我们会提醒要把握标准，学校要在学部之间把握好质量和均衡。
黄：也就是说，你这是校、部两级管理，重心放在学部。
林：可以这样讲，但学部不是实体，实际的实体还是校、院两级，学部可以看作是代表学校的一个派出和监管机构。例如，教师晋升的条件是由学部讨论和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兼顾不同学科的特点。学校只是控制教师晋升的总量，名额分配到学部，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部的学术委员会作最终决定。重大过去的做法是学院提出候选人，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于学校的学科跨度比较大，把握上容易出问题，操作起来也很麻烦。
黄：现在，是你们统筹，还是他们统筹？
林：他们统筹。学校只是帮助做人事方面的辅助工作，帮助了解情况，给学部的名额完全由学部自己分配。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就审查学部制定的标准是否合理。这样使责任更加明确，操作也就变得很简单了。
黄：这样学部的作用就真正发挥了，同时，教学的工作还是在学院。
林；对。浙江大学的学部制开展得更早一些，最初是希望建立较实的学部，这很类似于国外大学的学院。实施了一段时间，发现很多问题，最近学校对学部制度进行了修订，学部不再是管理实体，主要负责学术事务，责任和权利更多地直接下到院系，包括学术评价、职称评审、引人用人、教育教学等等，当然配套资源也相应下放到院系，学部则更多地在跨学科协调、跨学科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中国大学的情况不同，我们是先有学院，再建学部，开始时学部虚一些有好处，可以根据发展情况，逐步增加学部的统筹功能，这样大家更容易接受一些。

开门办教育
黄：下一个问题，你在教学上还做过哪些改革？
林：以重庆大学为例。首先，是对大学的教育进行定位，就是要培养什么人，当时，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具有一般性的定位——培养能够适应和驾驭未来的人。这是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一个理念，或者说一个目标。这里面有几个要点：一个是适应未来，不能仅仅考虑现在，我们还希望一部分人能够引领未来；第二个要点是讲，我们培养的是“人”，并没有讲“人才”。当时讨论的还是比较激烈的，焦点是用“高素质人才”，还是用“人”，后来，大家觉得“人”更能体现我们教育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能够更好地体现对素质方面的整体要求。关于“驾驭”这个词，当时也琢磨了很长时间。到底是用“驾驭”呢，还是“引领”呢？也做了一番思考。
其次，如何培养人是最重要的。重大的文科和理科相对比较弱，培养研究型人才没有很大优势，因此，重大应把理科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然后进入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换句话讲，要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放到战略地位，工程方面让教务处做了很多讨论。后来做了几个尝试，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对于本科教育改革，我们当时做了这样的思考：学生现在缺乏的是什么？应当是价值观。总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做得还可以，但学生的实践能力、价值判断、创新意识等的差距比较大。所以，当时就提了几个概念。第一个是重大人才培养要以创新、创业为特征，实际上，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有创新创业的精神和能力，第二个是“开门办教育”，当时提出要打开国门、校门、教室门，更多地了解社会需求变化，更多地参与社会实践。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具体事儿。例如，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合作开展coop教育模式，“coop”就是cooperation，这是在美国很受欢迎的一种教育模式，有100多所学校都采用这种模式来培养应用人才。美国一般的本科是四年，coop是五年。第一年在学校学习，接下来的三年，有一半时间要到企业里去工作。所以第二年学校就要给学生找工作。他们实行的是三学期制，学生分两部分，在学校和企业轮换，最后一年是在学校里毕业。

黄：中间三年分为九个时段。
林：是的。管理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管理成本也很高。学校要专门设立一个大概几十人的 coop office，负责联系企业和用人单位。重大这学期已经开始辛辛那提大学合作，他们的 coop office派了三个人过来，帮助重大建立与企业的联系，合作在中国大学推进coop模式，辛辛那提大学还会派一些老师来上课。我认为，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解决现教育与实际脱节问题，同时，经过不同行业的实际工作，我还希望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能够有更多提升。我们现在的教育有很多问题，很多优秀企业和机构需要人，但又找不到符合要求的人选。我希望，coop教育模式能够在这方面做些尝试，这也是很有特色的。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要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放在重庆大学的战略地位。这个判断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我觉得，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高度依赖于队伍状况，队伍建好了，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就有了保障；二是学术型人才培养是个体行为，导师起主导作用，学校也管不了很多，只要把工作条件、质量监管做好就行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则不同，学校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过去(现在也是一样，很多学校都是)只是把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方案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像是翻版或者附庸。学术型研究生名额不够，就用专业学位研究生做研究。这显然是不对的。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应当面向真行业和应用领域。
举一个例子，重大的机械、材料、电气等工科专业都很不错，我们准备在工科领域建立2011协同创新计划，因为重庆市的汽车行业发展得很好，自主品牌的长安汽车很强，我们就选择了汽车领域。由于重大自己的汽车学科并不强，如何才能真正让企业受益？是人才！我们成立了一个汽车研究中心，要从汽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入手，联合长安、福特、中国汽车研究院等开展研究生的合作培养。这个项目从三年级中招收免试推荐学生，长安和福特都非常兴奋，我们共同制定培养方案，福特每年从美国总部派十几个专家，给学生讲课和指导学生，学生最后一年在企业工作实习。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当时还提议，由建筑学部主持一个钢结构研究生培养项目。钢结构也是跨学科的重要方向，与工学部的机械、材料、力学，以及建筑学部的土木工程等专业都有关系，这样我们可以针对钢结构这个行业，与企业合作培养专业人才。
另外，我也认为，大学的学科结构应该是网络状的。也就是说，像机械、材料、电气等传统的学科可以看成纵向的基础，我们可以针对重大应用和前沿领域，通过跨学科方式，建立一些研究中心，把这些学科结合在一起，这无论对跨学科学术研究，或是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

黄：应用型人才培养应该以行业产业需求为主导，以社会需求为主导，而不是以学科为主导。
林：是的，我们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不应当以学科为主导。实际上，除了上面讲的汽车和钢结构，我们也通过国际合作，开展了物流方面的人才培养，这都是希望在跨学科方向上，开展人才培养的尝试。
黄：这是专业学位的培养，我觉得也是人才培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怎么和社会联系？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大学更适应社会？我们当时除了做这些，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要“请进来”，更多地了解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让社会人士参与到大学教育的改革讨论当中。
黄：你对于“985”大学服务地方有哪些看法？
林：区域是大学最直接的客户，我们理所当然要提供服务。例如，浙江大学的任务应当是什么？我觉得应当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另一个则是要为浙江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学术支撑。浙江大学在服务地方方面是有传统的，很早就提出了学术要“顶天立地”的理念。例如，针对浙江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缺乏的状况，我们正在设法提升城市学院和宁波理工学院的教育质量。学校正在海宁建设国际校区，将与几所国外大学建立联合学院，我们在舟山群岛建设海洋学院。这些不仅为地方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也将提升浙大的整体实力。
大学还应当根据国家和地方发展，做好学科的前瞻性布局。最近我们在机器人、大数据、网络安全、生物制药等领域，以及一些重要的基础学科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开始前期立项，我们希望这些项目能够为未来的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