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排行老四。这老四不好当，差一点当了别人家的儿子。
这件事是在我十四岁时，藕岸村的“先生师娘”告诉我的。先生师娘对我说：“岳兵呀！你没有我，早就被人家的囡换去了。”
先生师娘是先生的夫人。先生姓陈，大名我至今不知，我只知大家都叫他“蕃老先生”，我就承袭大人直呼他“蕃老先生”，而称他的夫人为先生师娘。
蕃老先生是一位宿儒，鼻梁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国字形的脸上有几颗适宜的麻皮，显出了他的威严。先生师娘却十分可亲，虽年过六十，圆圆的脸上还不见皱纹，皮肤也白，纤瘦的身材，他年青时一定是很漂亮的。
蕃老先生是我母亲请来白杨教书的，那时我还没出生，三哥顶多也是三、四岁。蕃老先生是教我大哥、二哥的。一家二子读书，这在七十年前是不多见的，因此我疑我家办过私塾。
到1948年我十四岁时，我从白杨小学移读藕岸，便寄宿先生家里。一个学期下来，由于我能力超拔，学业出众，不要说我得到300多位同学的爱戴，老师们的称赞，做了这所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我的名气在校外也不小了。
当时蕾老先生他们两人已过耳顺之年，膝下尚无子女，对我当然地特别关心。一天，先生师娘在橱房间叫住我说：“你先生说你的字写得真活。”
我听到平时不大说话的先生竟夸奖我，便坐下来想听下文，谁知他眼睛呆呆地盯住我好一回才开口，说了前面说的那两句话。接着，她叹了叹气，慢悠悠地喊出我母亲的名字道：“根芬介奇怪，介聪明的儿子肯拿去换别人的女儿！”
我一听这话，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木头木脑地望着她。她知道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就一本正经地讲出了发生在我出生不久的一段故事：
“你妈呀！老早伊想生个囡出来，好亲亲，谁料第一胎，是个女的，生落来便死了。第二、第三胎是儿子，她急了。第四胎还是个儿子，哪晓得第五胎生你时，拎起来一看，又是个儿子，她火煞了，便同我商量，要把你抱去换你姨娘的女儿。”我劝她说：“哎呀！老话讲：‘十个萝卜红冬冬，不知那个好做种，’怎么好介随便呢？她想想我的话有些道理，才没有换成功呢！”
我听到这里，想起了过去妈妈多次带我去姨娘家的情形：
我姨娘与我母亲是堂姐妹，都是藕岸村老台门人。及长，我母亲嫁到白扬，而姨娘嫁到沙溪。
从白杨到沙溪路很远，要经过钦村、曹州，登上一条很长很长的岭，到龙王堂村边的枫树下村，已是一天的路程了。母亲说今夜我们到妙英阿娘家里去宿。
那是1942年的冬天，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年。这年，日本佬占领昌，在西山、曹州：竹岸公路上设有据点，我母亲可能是为避免日本佬的道道盘查而选择了这条山路去沙溪的。
枫树下人的习惯和我们村里不一样，他们在饭后睡觉前，总要在火膛里烤烤火，聊聊天。身体暖和了，兴也尽了，才打几个呵欠，各自去睡了。这夜一聊二聊，就聊到我的手臂上来了。
那是发生在前几天夜里的事，我和我父亲同床睡，父亲睡那头，我睡这一头。父亲体弱怕冷，在被子底下也要烘铜踏，这铜踏里的炭火，有被子保暖，炭火越来越红，父亲在睡梦中也觉着太热了，就在不知中觉把这铜踏往下推，一推再推，突然擦到了我的右手臂，我“呀”地一声叫了起来。母亲惊醒后掀开被子一看，见我右手臂上己被灼伤得皮破肉绽，便不停地骂我父亲：“你不要铜踏话声好了，话也否话，只是往下踢、踢！现在好不好，你起来看看！”我父亲没有起来，也没说一句话。天亮了，他用一种什么草药，敷在我的伤口上。那时我还只有半床长，父亲把铜踏踢到我的手臂上，可以想知倘再踢一回，就会踢到我们的枕边了。
妙英阿娘头发疏朗朗的，有的人叫他癞头婆，我也不大欢喜她那模样，而她竟是位菩萨一样的人物。他听了便说：“哎呀！真心痛呀！华老哥是那个造造头啊！”说着便从罐子里取出一块糊糟糟的东西，敷在我的伤口上。我顿觉凉透了心，舒服极了。妙英阿娘说“这是烂饭瓜，我们这里的人，凡是烫伤了就用它来敷，保好！”
接着，她又捏捏我的手，摸摸我的脸庞说道：“要是我勿把伊搭转来，哪有今日呀！”
第二天，我们告别妙英阿娘去沙溪。母亲告诉我，母亲生我时是妙英阿娘接的生，我生出来时没哭，是她在我的小胸脯上拍了又拍，把我拍出回肠荡气来的。
原来，是妙英阿娘救了我呢！但我现在由此却悟出了我自已：原来我在投到我妈的怀里时就懂得我要坚强，折磨和苦难在等待着我，所以我不哭。
沙溪确如其名，两面是高山，中间一条溪，象个“v”。我姨娘家在“v”的右边、村的中间。这里是日本佬的重要据点，有五十个鬼子守着。村两头设有岗哨，我姨夫早在岗哨边等候我们，才免了鬼子的纠缠。
我们跟着姨夫到了姨娘家。姨娘家是新造的木结构屋，是开旅店的，向街一边都是号着大写数字的牌门板。穿过店堂，打开后门，可以看到他们在老村里的老屋，店堂右边也很宽敞，也有火膛，是晚饭后的“娱乐厅”。这里有部梯子，通向楼上的二、三十张客床。
这样的布局，本是很平常的，但我对它的印象很深，我一想到夜里店堂上了牌门后，就想起武松关了门，把刀摆在桌上请客喝酒来；而见了那条后门，仿佛听到了那位与巧云幽会的和尚的“笃笃”木鱼声呢！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联想呢？莫非那时我已经看过《水浒》了吗？如果看过了，可是这年我才上学堂呢！如果没看过，这种触景生情因何而来？我现在想想，我是己看过《水浒》了的，因为再有三、四年，除《红楼梦》外、六，七种古典小说，都得闻矣！
姨娘是位瘦弱厚实的女子，而姨夫木长木大，还是位麻皮，说话的时候总是仰起头来，眯着眼睛，“哐哐”地象石芷（蛤蟆）叫。他们有个女儿叫金芬，是从别人家那里从小抱来养大的。她，就是后来先生师娘说的我母亲想用我换她作女儿的人了。
金芬比我大二岁，不爱说话，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1944年7月，我跟母亲又去过那里，正逢上日本佬投降，街上横七八倒地躺着没有武器的日本佬。有一个日本佬手里拿着一根烟，做着向我讨火的手式。我给了他火后，他说了声“赛阳那拉”，掉头把火种传给别的倭寇们。
这次，我与金芬仍旧没讲过话。
1961年，我母亲去世已有八年，先生师娘去世也有二、三年了，但母亲想要女儿的事，于我来说，仍是一个谜。我带着这个谜，从宁波回白杨的途中，特地下车去重访旧踪，那牌门板己灰黑、剥裂，金芬刚从上海闯荡回乡。她慷慨激昂地对我说：“在乡下吃饭，宁可在上海喝粥！”
1988年夏，我与姚培生去大胡山寻访王羲之古迹，又顺便去看望了她。看上去她活得很累，只是她自已不知道累。昔日讲过的话，这时全没有了，安安心心地走在古道上，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而把古道延伸。……而我在想：如果那时真的我与她对调了，我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呢？
（2004年元月十五日，在117医院因腰稚间盘突出开刀后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