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到宽版
  • 1106阅读
  • 6回复

元稹:誉多毁亦多的才子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氧吧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8-08-07


元稹:誉多毁亦多的才子



周相录(1966-),河南濮阳人,博士、教授,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韩愈研究会理事、孟浩然研究会理事等,天津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項目2项、高校古委会项目1项,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1项。参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等,出版《元稹集校注》(上中下)、《元稹年谱新编》、《〈长恨歌〉研究》等,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主要从事唐代文學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
离线氧吧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08-07
元稹是中唐的一位诗人、官员。作为诗人,上至皇帝,下至村童,很多人喜欢其作品;作为官员,曾跻身宰相,位极人臣,引来许多艳羡。但皆因其超凡出众,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此,我们主要谈谈其为人处世。
1

1
位极人臣
元稹之姓本非汉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鲜卑族拓跋氏为元氏,故元稹自称洛阳人。大历十四年二月,元稹出生于长安靖安坊一座破败的老宅中。这座宅子是元稹六代祖元岩留下来的。元岩在隋代曾官兵部尚书,进爵平昌(一作昌平)郡公,是元稹之前隋唐两代元氏祖先中为官最大者,因此,元岩留下来的这座宅子,就成了元家辉煌时代的见证。到元稹父亲元宽这一代,官做得小,死得又比较早,没有留下多少积蓄,而其时“积未成童,稹始八岁”(元稹《告赠皇考皇妣文》),元家经济之拮据可想而知。元家没有了经济来源,而“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无奈之下,曾一度考虑把这座让元家后人颇感骄傲的宅子卖掉,以度过那段倍感艰难的时光。但元稹同父异母的哥哥元秬不同意,宅子最后保留了下来。万般无奈之下,元稹的母亲带着未成年的元积、元稹远走凤翔,投靠她的娘家人去了。大约七八年之后,参加礼部明经科考试的元稹,才再次回到长安。
元稹《诲侄等书》:“忆得初读书时,感慈旨一言之叹,遂志于学。”元稹母亲的那一声叹息,很可能是感慨元家的衰落与窘迫。曾经的辉煌与眼前的寥落,应该是元稹日后矢志于学并积极进取的无穷动力。也许是太急于入仕以改变目前惨淡的现实了,元稹没有选择及第难度较大但更有利于仕进的进士科,而是选择了难度小很多的明经科,并于贞元十年(16岁)以明两经及第。在中唐时期,无论进士及第还是明经入式,都只是候补官吏,都要有一段守选时间,守选过后才有可能正式为官,所以元稹的首任官职是贞元十九年平判科及第后出任的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属中央直属机关的官员,工作清闲,升迁机会较多,“为文士起家之良选”(《通典·秘书监》),元稹自然非常满意。
校书郎三年任满之后,元稹又参加了制举考试。制举试是皇帝下诏甚或亲临主持以选拔非常之才的特殊科目,登第者往往被授予清要之官,所以,元和元年及第后元稹被授予左拾遗,很快又升迁级别虽不高但权力却不小的监察御史。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元稹曾被贬河南尉,但由于母亲去世,元稹基本没有到任,对其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进入仕途的元稹春风得意,不但获任美差,而且结婚高门。元稹妻子韦丛出身京兆韦氏,门第之高自不待言;元稹岳父韦夏卿在元韦结婚前后,曾官京兆尹、太子宾客等,官高位尊。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人生之大事莫过婚与宦。到目前为止,元稹的婚与宦都是让他非常满意的。
离线氧吧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8-08-07
但元稹做事雷厉风行,执法无禁区,其仕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自元和四年被赶出长安、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历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大约十年之后,才得以再次回到长安。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继位,元稹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辉煌阶段,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元稹从一个刚脱离谪籍的小官员,荣登仕宦的顶峰——宰相,这样的荣光几人能有?因此,元稹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对唐穆宗的感激涕零之意。然而,当他人生极度灿烂之时,猜忌、愤疾也如影随形,应时而生。在政治对手的排挤之下,大约三个半月的时间,元稹就罢相,并被赶出京城,其在相位时间之短,也是没有几个人曾遭遇的。在此之后,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武昌节度使,飘零地方再次成了元稹人生之常。虽然,大和三年岁末曾入京为尚书左丞,但脚不旋踵即授武昌节度使,入京离京之快也是少有人能比的。纵观元稹一生,虽曾位极人臣,但一生被排斥在外约二十年,而在朝时间不到八年,在相位仅三月,人生起伏之大,命运多舛之甚,实属不多见。“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壈而不遇,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来归;次以权道济世,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矣,“执友居易,独知其心。”(白居易《元稹墓志铭》)读懂白居易的这几句话,就能读懂元稹一生之大半。
离线氧吧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8-08-07

1
雷厉风行
最懂元稹的人,当然莫过于白居易。白氏说:“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元稹墓志铭》)虽然,中国古代文人的梦想都是“为王者师”,辅佐君主实现天下大治,但心性不同,表现自然各有差异。元稹是一个特别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是一个坚定执着、百折不挠的人,不像有些文人,一旦遭遇坎坷,很快调头转向,进行心理的自我调适,进入万物皆备于我的自足境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虽然元稹在遭遇人生打击之后,也曾写过“酒熟哺糟学渔父,饭来开口似神鸦”(《放言》之一),写过“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万买教闲”(《通州》),但这正如咽下苦涩而强作笑脸一样,表面的旷达正隐寓着一颗正话反说的愤懑之心,远未达到完全放下济世之志之后虚淡静默、云生云灭的澄明境界。曾自言“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叙诗寄乐天》)的元稹,只要有机会或手中有权,就会奋发凌厉,干出一番事业,其工作效率之高,实属不多见。
元稹第一次大有作为是任职监察御史之时。元和四年二月,元稹授任监察御史。三月,以监察御史充剑南东川详覆使。唐制,监察御史正八品上,“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素整朝仪”(《大唐六典·御史台》),其品阶虽低,其职务则剧,其权限则大,而其迁转亦速。三月元稹从长安出发,约六月回到长安,历时约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元稹要越过险峻的秦岭与大巴山,到达“二千九十里”(《旧唐书·地理志四》)外的梓州,并原路返回长安。在唐代的交通条件下,往返一次花费三个月毫不稀奇,而元稹还要处理大量的公务,时间当然更为紧张。元稹此行处理的公务主要有:查实已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擅自“籍没”辖区内官吏、百姓等庄宅与奴婢,查实严砺擅自于两税外加征百姓钱、米及草,查实山南西道于两税外加配管内州府钱及草。这些案件涉及对象很多,案情比较复杂,但元稹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元稹回到长安,举奏不法行为,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已死,七州刺史皆责罚;山南西道观察使“罚一月俸,刺史各罚一季俸”。元稹大刀阔斧地惩治不法,“名动三川”,当地百姓“多以公姓字名其子”(白居易《元稹志》),而“天下方镇,皆怒元稹守官”(《旧唐书·白居易传》)。
元稹动了一些官僚的“奶酪”,同一利益集团的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元稹。元稹回到长安,喘息未定,即被赶出京城,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高宗、武则天及玄宗初年恒居洛阳,原长安百司亦皆随皇帝东迁。玄宗及以后诸帝定居长安,百司自然亦皆回迁,但在洛阳保留着御史台等机构的一些架子。分司就意味着靠边儿站,但元稹却没吸取教训从此收手。“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元稹《叙奏》)于是,“性锋锐,见事风生”的元稹,在洛阳大约八个月,就处置了十余件较为重大的案情,从礼制上之禁忌到中央对地方之失控,从宦官权力之膨胀到赋役制度之破坏,从官员决策之失误到滥用行政之职权等,涉及面极广。在元稹处置的这些案件中,对其仕宦有直接重大影响者,一是河南县尉擅自离职从军,一是武宁军节度使王绍违敕传送监军使孟升进灵柩。处理后一件事,获罪于宦官,遭报复恐难避免;处理后一件事,“忤宰相职”,他人落井下石已是必然。于是,就有了元和五年的被解职罚俸、被贬江陵士曹参军。
元稹的第二次大有作为是大和三年底至大和四年初。大和三年九月,元稹被征为尚书左丞。唐初废尚书令,开元之后仆射亦成名誉性虚衔,尚书省政务实际由尚书左、右丞主持,实权反在名义长官仆射之上。尚书左丞正四品,监督稽查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事务,国家最高命令经门下省审查后,也得经过左、右丞复审,有一定的否决诏敕的权力。由于妻子裴淑生子,耽误了一些时间,元稹岁末才到达长安。据新、旧《唐书·本传》,元稹上任之后,大肆整肃纲纪,大约在一月之内,就罢免不称职而引起公愤的下属七人。正是由于整肃官纪,获罪于人,大和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元稹旋即被任命为武昌节度使,再度被赶出京城。任职一月就被罢免,这无疑是非常少见的。晚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诏命下达之时,元稹妻子裴淑闻讯恸哭,感慨入京之后,“亲情半未相见”,即又远走他乡。元稹无奈,只有写诗安慰妻子。
离线氧吧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8-08-07

1
爱情婚姻
元稹一生娶了两位妻子和一位妾。第一任妻子是名门闺秀韦丛,与元稹一起生活了大约七年时间,“实生五子,一女之存”(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第二任妻子是大户出身的裴淑,元和十年在涪州与元稹结婚,陪伴元稹到逝世,生育子女四人,似俱未成年;妾安仙嫔是元和六年元稹被贬江陵士曹参军期间“买”的,不知何出,元和九年卒,与元稹一起生活了大约三年时间,生育二女一子,俱夭折。娶妻也好,“买”妾也罢,都是合乎当时伦理要求的。韦丛三年丧期未满,元稹即续弦安氏,有人因此指责元稹薄情,并违背当时的婚姻伦理。其实,古代男性丧妻之后,三年内确实不能再娶,但那只是指不能娶妻,不包括纳妾。妾同买卖,不是娶的,不在禁止之列。比如韦丛出生不满月,母亲裴氏即辞世,当此之时,“女抱子幼”,父亲韦夏卿不能娶妻,而子女需有人抚养,自己的生活亦需有人照料,于是武威段氏就以妾的身份来到了韦家(元稹《唐左千牛韦佩母段氏墓志铭》)。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爱情总在婚姻外,这一点儿也不稀奇,而是极为普遍的事实。因为合法的婚姻,往往排斥双方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往往让感情之外的现实考虑渗透其中。而且,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跟着情感走,任性而为,是之谓“淫”,被视为祸国败家的根本,而用礼教节情制欲,才是值得肯定的作为。因此,婚内感情往往既不纯洁也不真挚,既不浓烈也不缠绵,而真正的爱情却往往滋生于与婚姻无关的浪漫故事中。与白居易一样,元稹在正式入仕之前,也有过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这次恋爱发生在贞元十六年守选期间,地点是河中府,后来元稹用自传性小说《莺莺传》记录下自己感情的发展历程。故事开始之时,张生“內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但见到崔莺莺之后,礼教的藩篱被抛到九霄之外,开始了一场对“走私”的自由恋情的热烈追求。但是,张生的理智告诉他,放纵情感的后果是严重的,追求“走私”的自由恋情是违礼的。于是,从河中府来到“首善之区”的长安,反思自己,节情制欲,回到“以礼自守”的人生原点,就是张生的自然且必然的选择。《水浒传》中的宋江从体制内出走梁山,但他认为体制内的路才是正确的人生之路,因此,当朝廷既往不咎招安他的时候,他心甘情愿地回到了体制内。张生与宋江不同的只是,一是为情所牵主动“出走”,一是为事所累被动“出走”。当一个人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所走之路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时,不管他走多远,日后的悔过自新,回归“正途”,都是自然且必然的归宿。张生没有让非法感情泛滥到失控的地步,及时回到以礼自守之路上来,所以,“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莺莺传》就是张生的忏悔录或悔过书。
虽然悔过,但元稹又确实难于忘情。与崔莺莺分手之后,元稹写了不少“艳诗”,表达自己对那一段感情的难以释怀。既写艳诗又写悼亡诗的元稹,让读者一时难以明白他到底对哪个女人是真感情。其实,元稹对韦丛之死确实挺伤情的,但对韦丛的感情只是感激与愧疚,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因为韦家比元家门第高,比元家富有且有权势,韦丛是“谢公最小偏怜女”(元稹《遣悲怀三首》之一),出嫁前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嫁到元家之后,“落叶添薪仰古槐”,过的是比较贫寒的生活。所以,对于韦丛的“下嫁”,对于韦丛的勤俭持家与无怨无悔,对于许诺韦丛将来会有好日子而韦丛没等到那一天即离他而去,元稹充满了感激与愧疚。正是这感激与愧疚,让元稹写下了一系列颇能触动读者“泪点”的悼亡诗。但崔莺莺的美艳、多才与风情万种,才是让元稹真正动情的地方,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在崔莺莺这一边儿,这正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爱情总在婚姻外。
离线氧吧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8-08-07
后人对元稹的指责,用情不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有文献记载,元稹在婚姻存续期内偷腥,与一代名妓薛涛关系暧昧。有关元、薛关系的最早记载,见于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鞫,难得见焉。及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但这段记载实在荒诞不经。第一,“安人(仁)元相国”、“历天禄畿尉”者非元稹而为元载,此有《旧唐书·元载传》可证。第二,元稹出使东川的目的地是梓州,而薛涛却在成都,两者原不相谋。而且,严绶当时亦不在成都。第三,元稹元和元年四月除左拾遗,九月即罢任,至四年二月方除监察御史,而非先除监察御史,再除拾遗。元稹为拾遗在长安,薛涛在成都,千里悬隔,如何能多次会面?第四,据已故卞孝萱先生考订,薛涛比元稹大十九岁,元、薛恋爱之事不大可能。余嘉锡先生谓“摅生于晚唐,以处士放浪山水,仰屋著书,不能常与中朝士大夫相接,故所记……不免草野传闻,近于街谈巷语”(《四库提要辨正》),是矣。
离线氧吧

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8-08-07

1
升迁迷案
元稹仕途升迁最快的时期,是元和十五年二月至长庆二年六月。在这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元稹从一个刚刚脱离谪籍回到朝中的膳部员外郎,经由“祠曹员外试知制诰”、祠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最终升迁至宰相。元稹的升迁为什么能如此之快?新旧《唐书》、《唐会要》等史书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元稹走了宦官的门路。如《旧唐书·元稹传》云:“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然而,这个记载却有不小的疑问:第一,元稹迁祠部郎中、知制诰在元和十五年五月,不在长庆初。第二,崔潭峻为参与谋害唐宪宗的元和逆党中坚分子,其归朝在元和年间,不在长庆初。第三,元稹元和十五年二月迁“祠曹员外试知制诰”,五月迁祠部郎中、知制诰,由试用期转正,是比较正常的升迁,为何非得借助崔潭峻的力量?
不仅《旧唐书·元稹传》,《唐会要》等记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但如此,即使史书记载不存在疑问,仍有让读者疑惑之处。第一,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王守澄同为元和逆党中坚分子。牛党李逢吉与王守澄等交结,而与元稹水火不容,元稹如何能依靠崔潭峻等人的力量?敬宗及文宗大和朝,王守澄等气焰熏天,而元稹则谪居浙东七年;大和三年末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四年正月旋又出镇武昌,何曾借力升迁?第二,《旧唐书》说元稹迁官靠的是崔潭峻,《唐会要》却说靠的是魏弘简,那么,到底靠的是谁?谎言的一大特征就是自相矛盾。第三,根据史学大家岑仲勉先生说法,中晚唐史料多由牛党骨干分子秉笔,记载元稹事迹的《穆宗实录》、《唐会要》(德宗至宣宗大中七年部分)的编写班子,基本都是牛党骨干。尤其是《唐会要》成书之时,唐宣宗否定穆、敬、文、武四朝政治,李党遭遇重大打击,政治气候对李党极为不利,而元稹与李党领袖与骨干的李德裕、李绅关系都比较密切,这些出自牛党骨干之手的史料如何能对元稹平心下笔?
细绎文献不难发现,元稹升迁确实走的不是正常的渠道:不由宰相之门,而靠结私恩于唐穆宗,“命由中出”,这一点儿元稹多次形诸笔墨。《谢恩赐告身衣服并借马状》云:“去年陛下擢自郎吏,命掌书词,非因宰相奏论,特是圣慈超授。”《同州刺史谢上表》亦云:“不料陛下天听过卑,知臣薄艺,朱书授臣制诰,延英召臣赐绯。宰相恶臣不出其门,由是百计侵毁。”穆宗做太子时就欣赏元稹的才艺,登基之后飞速提拔元稹,让元稹感激涕零,因此元稹以为,只要有穆宗在,自己即使受点儿委屈,被排挤出长安,日后也一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可是,穆宗年寿不永,长庆四年即驾鹤西去,在越州得知消息的元稹写了两首诗(《题长庆四年历日尾》、《长庆历》)表达自己的灰心至极。升迁不由宰相,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一年载,唐宣宗欲以京兆尹韦澳判户部,韦澳推辞,回到家里,其甥知道之后颇不以为然,韦澳说:“主上不与宰相佥议,私欲用我,人必谓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所谓“以他歧得之”,即走宦官门路得之。韦澳因担心难以自明因而不敢接受,元稹毫不迟疑接受因而难以自明。元稹的超资历被提拔与“非因宰相奏论”,给许多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于是,元稹结交宦官以求仕途升迁的传说也就产生了。


由于时间的推移尘封了一部分历史真相,由于心灵的隔膜让不同时空的灵魂在信息传递时出现了“乱码”,在仕途上投机,在感情上始乱终弃,就成了元稹人品上最醒目的标签。而随着历史的展开,文人的道德激愤越来越漫过理性的学术分析,明清时期对元稹品格的鄙视日益变本加厉。而当我们不囿成见,直面真相,试图理解研究对象之时,就会发现原来是另外一番风景。


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6期。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提交过一次失败了,可以用”恢复数据”来恢复帖子内容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