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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子學的傳播與流行及相關問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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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8-09-10

魏晉子學的傳播與流行及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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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提出“弟子事师,敬同于父”。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更是留下了“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等一系列至理名言。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被中国人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教师节

子學在魏晉時期的傳播和發展[1],可以說是當時學術和思想界最為重要的現象。對此現象,宋以前的學者基本上還是清楚的,此後則逐漸模糊[2]。直至現代,雖有不少學者注意到漢魏以來子學的流行,也得到了一些重要的認識[3],但在此期子學發展的方方面面,包括其由來、態勢、地位評估,及其與諸社會存在和歷史過程的關係等問題上,看法往往限於一隅而很不一致[4],共識的難以形成,看來是受到了對當時子學總體估價不足的制約。尤其是在思想史界久已構築的漢代以來儒家獨尊和魏晉時期玄學崛起的脈絡框架下,子學常被歸入百家凋零的絕學墜緒,或視為玄學攪動的流風餘波,極易給人以其處於邊角無關緊要或倏忽再現旋即又衰的錯覺[5]。魏晉史料存世者多經官方整理摘編,正史系統對形態龐雜的子學著筆不多,著筆的領域很不均衡;但儘管如此,現存文獻中也還有大量線索和證據,程度不同地反映子學依然預于魏晉學術和思想潮流,不僅與社會現實交相呼應,與儒、佛、道、玄及術數、方技積極互動,且從內在學脈和理路上,直接構成了此期學術、思想活躍奔放、豐富多彩的基礎,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由此看來,在前賢基礎上繼續梳理魏晉子學的相關現象和問題,特別是明確其仍在廣泛流播、發展變遷而影響諸歷史過程的事實,對於深入認識當時學術、思想界的活躍態勢和脈理紋路,重新思考漢代以來儒學獨尊和魏晉時期玄學崛起的具體生態和內涵,準確揭示此期政治、社會各領域儒家化進程的歷史前提,都是有其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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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09-10
一、子學流行承漢而來

魏晉子學流行的程度,要比學界目前認識到的更為廣泛和深入。此期不少風雲人物,尤其是開創三國鼎立局面的曹操、劉備、孫權等人,都博覽廣涉而好尚子學。這當然是學界熟知的史實,但其背後的東西還值得繼續開挖,本文要強調的則是以下三端:

一是其好尚子學的背景,固然與現實政治需要,與社會變動催成的思潮激蕩相關,同時也是因為子學在當時本來就很流行,博通百家甚受世人褒揚追捧。《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末裴注引《魏書》極述曹操之好學:

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

這裡沒有提到子書,但《曹操集》諸作品引述諸子者不少,其中如《重功德令》辨明事功、德行之要,隨文以孔子“可與適道”,管仲“賢者食於能,鬥士食於功”之旨為說,就可以看出他熟誦經、子的造詣[6]。更值注意的是曹操本人對博覽經史百家之學的態度,曹丕《典論·自敘》記操教子語曰:

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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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8-09-10
袁伯業即袁紹從兄袁遺,世人盛稱其才德,譽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睹物知名,求之今古,邈焉靡儔”[8]。曹操自以學比袁遺,語中的自矜之意,說明“包羅載籍,管綜百氏”,早是世所趨尚的境界。又曹操諸子亦常以博學相炫,魏文帝曹丕即“自呼於物無所不經”[9]。《與吳質書》述其為世子時,與諸同好常作勝遊,彈棋博弈,高談娛心,“妙思六經,逍遙百氏”[10]。其《典論》自敘“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曆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典論·論文》又稱道王粲等七子為當世文人之首,譽其“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也是在讚美他們泛覽百家求新求異[11]。這些都說明博覽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在當時極為褒揚之語,且足據以自矜,自然也就說明了子學的流行。

此況不止許下洛上為然。劉備在荊州時,欲遣外甥周不疑就學於零陵才士劉巴,巴拒以學寡少能,自稱“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是其必熟諳諸子,而劉備想讓周不疑學習的,恐怕也不只是經學[12]。《諸葛亮集》載劉備遺詔敕後主:

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13]

劉備和諸葛亮都要求劉禪留意子學,所謂“益人意智”,說明此期統治階層以之督課子弟學業非僅出於一時實用;“可自更求聞達”,又說明當時蜀地通曉子學及于《申》、《韓》、《管子》、《六韜》者,多為士林勝流。可以佐證這一點的,如《三國志》卷四二《蜀書·李譔傳》:

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遊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俱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

尹默、李仁是漢末荊襄之學在益部的重要傳人,開擴了當地的博學之風[14],劉備領益州牧時,默任勸學從事主管學政,其與李譔又都是後主師友,而于“五經、諸子,無不該覽”。以後諸葛亮、蔣琬相繼領益州,皆以譙周為勸學或典學從事,其人“研精六經,尤善書劄……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視也”[15]。譙周顯然也是留意子學的,味其“非心所存,不悉遍視”之語,似乎不論好惡而“遍視諸子文章”,才是當時的常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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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8-09-10
再看孫吳治下的情況,《江表傳》載孫權曾勸呂蒙、蔣欽讀書,自述“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認為“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三史》”[16]。這確是學以致用、急用先學的論調,孫權可能是自“統事以來”方讀《孫子》、《六韜》等書。不過當時還有更多的人是自發習讀諸子,如做了二十餘年盜賊的南陽人甘寧,早在投吳前已“止不攻劫,頗讀諸子”[17];吳郡錢塘人范平做官以前“研覽墳素,遍該百氏”[18];好射雉游獵的吳主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鑒百家之言”[19]。這些事例,顯然都是子學本來就頗流行並為官場所重的反映。由此看來,統治者出於多種目的好尚子學並催驅其更加流行,只是魏晉學術、思想界的一個側面;另一個側面是統治者自身即處於子學流行的氛圍之中,諸子本是其素習之學。在當時,無論統治還是被統治者,他們讀子用子並不是在開發或復興絕學,而是受包括子學在內的學術、思想體系影響,又參與和能動主導著這個體系的繼續變遷發展,這樣概括可能要更接近於事情的真相。

二是魏、晉間統治階層的出身背景及其學術、思想取向有所變遷,但博學和好尚子學的風氣仍極普遍,並未稍衰。病死于元康初年的夏侯湛曾撰《抵疑》一文,其中自述:

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窺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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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8-09-10
其又作《昆弟誥》喻諸弟而盛譽父、祖: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眾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20]

湛祖父夏侯威,為夏侯淵第四子;父莊,曾任淮南太守;湛則以“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著稱,世人以其才調與潘岳為“連璧”。其述父、祖學業似嫌誇張,然足見夏侯氏祖孫三代自魏至晉學脈相連,而皆好尚子學,且反映博通百家之學,顯然仍是當時士人引以為豪的門風。

魏晉之際,士人在政治立場和門第出身等方面分野愈顯,但好尚博學和通覽百家仍不失為其重要的共同點[21]。如滎陽開封人鄭沖是魏末勸進司馬氏的重要大臣[22],史稱其“起自寒微……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23]。安定皇甫謐出身巨族而少不好學,二十餘始發憤,“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雖有大名而堅執不仕,屢拒司馬氏徵辟[24]。這方面更為典型的是鐘會和嵇康。康家世寒微,是當時不與司馬氏合作的士人典型,史稱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今存其所撰《難自然好學論》述時世“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途,故奔鶩而不覺”,亦足見其博覽群書而又熟諳諸子[25]。鐘會是司馬氏的心腹謀臣,也是直接導致嵇康被誅之人,其既出身華貴,自幼受到極為系統的學術訓練,十四以前五經成誦,十五歲以後廣涉“四方奇聞異訓”。本傳載會死後,於其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 [26],可知其學兼括諸子。就是說,嵇康、鐘會雖出身不同,政治立場對立,學問各有根砥,但二人在兼綜經史諸子和所遵學理範式上,顯然有著共同的論域和取向。何劭《王弼傳》載鐘會曾申述何晏的“聖人無喜怒哀樂”論[27],而嵇康亦撰有《聲無哀樂論》討論這一問題;《世說新語·文學第四》則載鐘會撰集《四本論》畢,“甚欲使嵇公(嵇康)一見”[28];都是這種政治上相峙而學術上同有所好的反映。當時對立雙方,包括入晉以後名教之士與“放達”之士在學術、思想上的眾多交流和大量異中之同[29],便是在此基礎上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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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8-09-10
這種崇尚博學和子學流行的狀況,在各地乃至於較為偏遠的地區也不例外。《晉書》卷一○一《劉元海載記》:

幼好學,師事上党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30]

劉淵父祖世為南匈奴部帥,漢魏以來居於晉陽汾澗之濱,淵生於曹魏嘉平初,而自幼綜覽經、子、史書。又《晉書》卷九一《儒林杜夷傳》:

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曆、圖緯靡不畢究。

杜夷為廬江灊人,家世儒學,為郡著姓,而亦博覽百家之書。又《抱樸子外篇·自敘》:

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但貪廣覽,於眾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31]

葛洪為丹陽句容人,家世仕吳,父為道士,既述“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則其所讀經、史、子書、短雜文章近萬卷,蓋出親友及句容一帶民間藏書。葛洪又稱其友人玄泊先生,“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32]。這顯然是一位隱士,其既“窮覽六《略》”,當然包括諸子在內。東莞姑幕徐氏兩晉間遷於丹陽,是一個尤長醫術的博學世家,到徐廣而學更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33]。再如河西一脈西晉以來學術頗盛,子學亦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魏晉高僧竺法護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人,八歲出家,“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涉獵百家之言”[34]。曾祖以來世仕張氏政權的敦煌宋繇,曾赴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群言,靡不覽綜”。闞駰亦出敦煌望族,“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沮渠蒙遜時曾“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35]

以上所舉,無論是中朝勝流,還是邊地異族人士,是儒學門第,還是技術世家和佛、道中人,也無論是勢族還是寒微,是忠魏還是擁晉,其讀書治學皆博涉泛覽兼通子學。兩晉間才士干寶撰《搜神記》三十卷,其《序》有曰:

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

意謂時風皆好“群言百家”而篇帙甚多,故須節略其旨以便觀覽。干寶友人葛洪所撰《抱樸子》內、外篇,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當時子學流行之況。如其《外篇·勖學》:

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穀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

《外篇·尚博》述儒經與子書“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這反映了時人視經學與子學為殊途同歸,必兼習而方為“通人”的看法。又《外篇·百家》:

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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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8-09-10
《內篇·遐覽》則斥鄙儒“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這又提供了魏晉才士莫不寄心子學,儒者兼好經史子文的畫面。可見就總體而言,子學在當時決非整個學術、思想體系的邊緣餘緒,而是其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仍在人們的知識結構和趨尚中佔有很大份量,且不因其門第出身和政治立場的分野為轉移。遍讀其書而䌷繹其理、擇行其說,方是此期各社會集團和學術、思想流派對待子學的共同取向。

三是子學流行不但不始于魏晉,也不始于東漢後期,漢、魏間子學的傳播、發展和變遷並不存在中衰的低谷。

上面舉到魏晉好尚子學之人,不少都在時代上兼跨漢、魏,足以表明子學的流行不始于魏晉,故許多學者便把子學之興放到了東漢末年。往更早追溯的,如前引賀昌群討論漢魏間“諸子之學重光”,將之推到了安帝時馬融“標舉老、莊合一之義”[36],這顯然是著眼於玄學而作的觀察。湯用彤則把玄學之源上溯至著《太玄經》討論《易》、《老》玄理的揚雄,又勾勒了此後馮衍、仲長統、傅毅等人皆“貴玄言,宗老氏”的線索[37]。這類討論,實際已約略拉出了魏晉子學至少其中的老莊之學從西漢至東漢後期連續變遷發展的脈絡。而“玄學”雖被眾多現代學者反復界定而高度特殊,卻畢竟還是圍繞《易》和《老》、《莊》,概括其中所寓範疇和命題而展開的學問和思潮,故其自揚雄、馬融以來的發生、發展,體現的正是兩漢儒學與諸子學相互滲透和共同發展的關係態勢,也就提示了子學在兩漢仍以各種方式繼續活躍於世的線索。

子學在兩漢的流行原無問題。學界皆知漢武帝黜百家而尊儒術,無非是國學只設儒經博士,而政治上仍行王霸雜治。故當時才士如嚴助、主父偃、終軍、司馬相如、東方朔諸人皆有類戰國的縱橫家[38],立于國學的各家博士也多承齊學博雜之風,董仲舒以來經師好說災異者,更與陰陽五行學脫不了干係[39]。石渠會議後魯學得勢,元帝以來儒生地位漸高,子學也未因此而消沉。如翟方進傳《穀梁》而好《左傳》,又“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匡衡以善《詩》著稱,而“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二人均為著名經師而皆儒、法兼通,位至三公。又元帝為太子時,疏廣、疏受叔侄二人俱為師傅,授《論語》、《孝經》,而深明《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道;元帝之弟淮陽王欽“好經書法律”,其舅張博曾為之從齊地尋訪“善為《司馬兵法》……蓄積道術,書無不有”的隱士駟先生,得欽所好書多種[40]。再如成帝時有諸侯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為不可許,理由是“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皆不宜在諸侯王”。是當時朝廷雖限制諸侯王習讀諸子[41],而王鳳之類固甚熟子學。至於杜鄴“慕倉唐、陸子之義”而說王音[42],班嗣“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43],更不必說劉向、歆父子的經學湛深又博通百家,皆足見子學仍為士人所趨鶩,並未隨儒學地位的確立而急劇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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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18-09-10
至王莽時期及東漢光武帝的繼續提拉,儒學地位更趨崇高,也進一步向政治和社會各領域滲透,但博學之風同時更盛[44],子學也還在廣為傳播和發展。如揚雄撰《太玄賦》,云“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其《法言·五百》篇則述“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可見其通覽諸子而獨崇老氏。《漢書》卷八七《揚雄傳》載其行跡:

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是其立場屬儒家,而作派和作品都延續了周秦諸子的風貌。事實上,揚雄正自比于孟子,世人因而稱之為“揚子”[45]。東漢初年以來著子稱子者不少,這當然不是子學衰落的氣象[46]。如桓譚作《新論》十七卷,後稱《桓子新論》[47];鄒邠撰有《玄思》、《檢論》,後世亦慣稱其“鄒子”[48];三輔大儒韋彪著書十二卷,名為《韋卿子》[49];牟融則經明才高,博學善議論,著《牟子》二卷[50]。當時最孚盛名的子書是王充所著的《論衡》,書中每引“世間傳書、諸子之語”,駁其謬誤,但也提出“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51]。《後漢書》卷四九《王充傳》:

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博通眾流百家之言。[52]

這又說明其時太學尚博覽之風,書肆多九流之書,乃是當時子學為眾所習的明證。以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揚雄與王充,二人既同為“結兩漢思想之局,開魏晉思想之路”的代表人物[53],又皆與此期其他學者一起繼承和精研周秦諸子,同時拓展和豐富了近世子學[54],也就典型地體現了子學自兩漢至魏晉不斷發展變遷,承舊而又趨新的基本態勢。

二、子書的著錄與《隋志》的局限

面對這樣的態勢,問題顯然不應是此期子學是否發生了中衰,倒應是人們為什麼要說它中衰?

由於歷年久遠,資料稀缺,唐以前其他目錄書均已逸佚,對於周秦至西漢時期的典籍包括子學各家的著述,今人不能不靠《漢書·藝文志》知其大要;下至東漢、魏晉以來這方面的狀況,則又有賴《隋書·經籍志》來加以瞭解。而二《志》的著錄確有兩大特點:一是經學和儒學著述比重較大,增幅更大,至《隋志》不僅經部著錄卷帙繁多,加上子部儒家類所錄,數量遠超其他諸子各家[55]。二是其著錄漢唐間新撰新注的各家子書,除儒家類外數量普遍較少,其中如墨家之書不增反減,陰陽家舊著至《隋志》已不存一書,故不再被列為一家。這兩點恐怕正是不少學者認為漢以來子學衰落的主要根據。但略加分析不難得知,二《志》所錄,對把握當時子學的總體狀態雖極重要,卻很難僅據其子部各家錄書的多少,就得出此期子學迅速衰落或凋零寂寥的結論,因為這兩份皇家書目對子書的著錄,與子學的實際傳播和發展狀況之間,還有著不小的距離,有必要結合其他記載對其著錄之況加深理解,才能得出更符史實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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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2018-09-10
一是皇家藏書也很難對天下書一網打盡,更不免因亂世災厄而散佚,故其多有漏錄、不錄之書。如西漢元、成間蜀地隱士嚴君平,“博覽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余萬言”[56];而其書不錄於《漢志》[57]。尤其是漢魏以來大量著作陸續問世又散佚不存,《隋志》對之既無從著錄,僅僅據此實難準確估介此前的子書子學之況。如東漢天師張道陵所撰的《老子想爾注》二卷,《隋志》、《兩唐志》均未著錄,而今見於敦煌文書S.6825號殘卷[58];晉太學博士滕輔曾注《慎子》十卷,為《隋志》不錄而《兩唐志》錄之,當時其書尚存七篇[59];《晉書》卷九四《隱逸魯勝傳》載勝注《墨辨》四篇,且存其《序》,而《隋志》與《兩唐志》俱無著錄。這種史載某人撰書作注,或其書尚傳於世而不見於二《志》著錄者,為數不少。清代以來不少學者撰補和考訂正史《藝文(經籍)志》,所增魏晉時期新撰子書的數量,均數倍于《隋志》的著錄,其中非儒家類子書的總數,也成倍地多於儒家類子書[60]。這不僅反映了此期典籍散佚數量之大,說明了初唐皇家藏書在反映兩漢魏晉以來子書撰作之況時的嚴重局限,而且直接說明了此期子書子學仍頗發達的實情。

二是《隋志》的分類著錄自有其特點,其中之一即其收錄經學或儒學著作的尺度放得較寬,而對子書特別是非儒家類子書則較為嚴格,這多少也抑低了漢魏以來子學的發展態勢。其中有的應入子部卻被歸於經部,如其經部樂類大半皆樂律曲譜演奏之書,可列子部技術類而被歸入經部“以補樂章之闕”[61]。《尚書》類中有劉向的《尚書洪范五行傳論》,其書名稱雖與《尚書·洪范》篇相連,而實則闡論五行要義,歸為子部五行類亦無不可[62]。《論語》類中的“《孔叢》七卷”,後世多稱《孔叢子》而將之劃入子部雜家類或儒家類[63]。有的則可入子部其他類而被歸入了儒家類,如其子部儒家類所錄,《晏子春秋》一書多存史事,間及墨家學說及事蹟[64],後世或歸之入子部墨家類及史部傳記類[65];《魯連子》不少篇章被采入《戰國策》,其雖好說堯舜而“意在於勢數”,實則縱橫家流[66];王苻的《潛夫論》內容甚雜,後世或入之子部雜家類[67]。凡此均說明《隋志》著錄經子史文之書,每逢其書性質兩可之時,似更傾向於將之劃入經部或子部儒家類[68],故其著錄這兩種書往往收及其外延,隱隱以輔翼或服務于經學為標準,而對非儒家類諸子作品則守其內涵而尺度甚嚴,尤其對法、名、墨、陰陽等家,基本上仍以其周秦舊著為範來著錄。這種做法當然體現了魏晉以來經學或儒學在學術、思想界越益鞏固的統治地位,卻也使《隋志》在反映此前子書子學的發展變遷時,有所失真而難以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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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18-09-10
三是由於編輯方式的變化,魏晉以來學人別集成為文章淵藪,七部或四部分類法中的子部,已只能反映子學發展的某個局部。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篇認為,東漢有文集之實而無其名,“文集名稱,起自魏晉,集部著錄,昉于蕭梁。古學源流,至此一變,亦其時勢為之也”。就點出了文集興起對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意義[69]。前引楊明照述漢晉間“子書式微而文集發達”,亦是說學人著述的編輯方式發生了重要轉折。高路明則指出:魏晉以來別集盛行後,學人所著“相當於先秦諸子學說性質的文章”,多被收入其文集而歸入了集部,遂使此後類于周秦諸子之書“逐步淡出了歷史舞臺”[70]。這就揭示了《隋志》所錄子書何以明顯減少的直接背景,又說明了子學在魏晉以來繼續發展變遷的新樣態、新趨勢。

就是說,魏晉以來學人以“論”、“書”及“詩”、“賦”等體裁闡發的個人見解,無論其所涉為經、史、子、文還是道、墨、名、法,雖少有以單行本傳世,卻存于其文集而流行,其實際已是保存和傳播此期子學作品的主要載體[71]。如《阮步兵(籍)集》中的《達莊論》、《詠懷八十二首》、《嵇中散(康)集》中的《無私論》、《管蔡論》、《張茂先(華)集》中的《鷦鷯賦》、《勵志詩》、下至《陶彭澤(淵明)集》中的《讀<山海經>十三首》、《讀史述九章》、《謝康樂(靈運)集》中的《山居賦》、《辨宗論》等篇章[72],都可以說是同期極為重要的子學著述。要之,魏晉以來子部各家單行本減少,是與學人文集盛行之風聯繫在一起的,《隋志》所存別集多達437部4381卷(通計亡書為886部8126卷)的事實,說明了此前學術和思想界的著述甚盛和眾說紛紜,如果僅據“諸子志”、“子兵錄”或“子部”所錄各家單行本,卻忽略了大量別集中的子學論述,就不可能客觀地估介魏晉以來子學的發展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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