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子學的傳播與流行及相關問題 [复制链接]

魏晉國學確立了古文經學的法定地位，其教學內容的博雜亦承東漢而發展變化，除玄學興起而老、莊盛行外，其他學問也在其中佔有重要位置。如曹魏複立太學以來，史稱其教學活動處於放任狀態，末流則競逐“浮虛”不務實學[148]，反映了漢魏間學風轉折之際太學的狀況。不過其中也有認真講經者，像黃初時期的博士樂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曾參與典定律曆。其教學過程五經並授，弟子每有疑難，詳常“以杖畫地，牽譬引類”，反復解說而無慍色[149]。學生平素自行研習，間以講堂上師生間的質疑論難，可說是漢代以來官、私教學的基本方式，而“牽譬引類”在自習和講解時可謂勢所必然，其過程自然都會涉及儒經以外的其他學問[150]。又如管輅自幼即好天文星相，精於陰陽五行，其父魏初任琅邪即丘縣長，時輅年十五，隨入即丘縣學讀《詩》、《論語》及《易》，曾與琅邪太守單子春論陰陽變化之數，被譽為徐州神童，學中“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可見即丘縣學諸生的知識趨尚遠非只是經學[151]。西晉時，敦煌人索紞“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152]。是其亦崇博尚通而遍涉陰陽等學。至於當時地方官學之況，如鄱陽內史虞溥興學崇儒，告誡生徒勤修學業，以為養德通經，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153]。可見其學對生徒探究子、史、文學亦持鼓勵態度。東晉初年的國子祭酒杜夷，家世儒學而“博覽經史百家之書，算曆圖緯靡不畢究……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154]。成帝咸康三年再次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155]。東晉後期豫章太守范甯大辦學校時，周續之年方十二，入學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並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156]。這都表明東晉官學雖萎靡不振，但博學而兼及諸子仍為風氣所尚。

由上可見，漢代以來國學課程在制度上的經學獨尊，並不妨礙其實際教學研修過程兼及子、史、文學及其他多種學問。漢晉之間學風雖有盛衰起伏，學術、思想也在發展推進，國學中經學獨佔法定地位的狀況卻牢不可破，子、史及其他雜學在其中相容並蓄、遊刃有餘的狀態也一直延續了下來。這樣的史實反映了儒學中心和子學輔從的官方立場和實際態勢，同時也證明了獨尊儒術與子學流行相輔相成而共同遞嬗演化的共生格局。

二是獨尊儒術意味著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或政治指導思想，但子學也仍在統治中發揮重要作用，政治領域實際形成的是儒學為主而子學為輔，長期共存而相互影響的格局。這是因為統治過程不能純用儒術，官方意識形態也無法取代世上的各種學問，加之漢魏以來儒學正在各派衝突、互滲和汲取多種學術、思想的過程中轉折變遷，其與子學形成共生而互補的關係，實為必然之勢。

前面已經舉出了漢魏以來子學仍頗活躍的不少例證。從政治等領域的情況來看，此期雖崇禮勸學之舉不斷，政教制度的儒家化色彩日益加深，但法家學說仍在經常指導和影響統治方略，又是定律和執法過程的重要知識背景。名學的人物品評不僅直接影響著人事關係和集團分野，其辨名析理之法又貫注于政事和學理的各種闡述和討論。陰陽五行學說已成朝政和各種儀制活動遵循的準則，又牽動著從刑獄赦宥到術數方技直至基層民眾的思維空間。墨學則常與儒並稱，同被公認為入世進取的聖賢之學，其尚賢、尚同、節用、節葬之旨亦常影響政治見諸行事。至於上面沒有談到的老、莊道家之學，則更盛極一時，以致時人有玄學誤國之論[157]。其他如縱橫等家的情形，大略亦與名、法等學相類[158]。即此可見，儒學的官方意識形態地位，並不影響統治集團對子學的借重或利用，義旨與儒有同有異又各有一套的子學，仍可以在政治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

略加回顧便可發現，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朝廷對子學和其他雜學的關注或興趣，實際上從來都沒有停歇過。即以文本整理而言，武帝憫典籍缺略，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成帝時以“書頗散亡”，又詔求天下遺書，分命群臣校理，其中劉向負責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至哀帝時向子劉歆又續成父業，著為《七略》[159]。王莽執政的平帝元始四年，曾“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庭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160]。這個舉措的要害是徵集“異說”，其中必有相當部分屬於子學。又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161]。既然是“博選術藝之士”以充東觀官員，可見其所覽篇籍並非只涉六藝。安帝永初四年，命劉珍、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162]。順帝永和元年，又詔伏無忌、黃景等人“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163]。朝廷整理典籍經常特意指明包括子書，說明其不僅不在抑制之列，且被公認為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佐證了魏晉子學直承兩漢流行變遷的背景。

從理論性格來說，儒學自身並不是那種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思想體系，“各得其所”而非你死我活，才是其根本性的秩序主張。更何況，漢代儒學常被泛稱為“文學”，而可部分地涵蓋子學[164]，《七略》又把六經以外的儒書歸入“諸子略”[165]。這類現象本身就體現了西漢儒學本屬諸子百家而枝叉繁多、你中有我，其間界線難以劃清的真相。漢武帝以來儒學各家競以立於學官為貴，在官者自居正統，在野則類同諸子，相關各派紛進其說各有異同，爭立於學官的衝突相當激烈，兩漢經學史所有大事，幾乎都與今文學內部及其與古文學各派的爭鬥和紛紜相關[166]。西漢哀帝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責讓一班今文家抱殘守缺，百般阻撓《左傳》等古文經立於學官，“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167]。東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徐防上疏，稱當時每博士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168]。二人所論立場和出發點不同，卻都反映兩漢的儒學，實際上是在今、古諸子的爭鳴中發展的，其間自不能不廣泛地涉及和采鑒儒家及非儒家類子學[169]，也就很難說儒學和子學構成了兩個界線分明的對立陣營。由此至於魏晉經學，其階段性特徵是今文學的衰落，而鄭玄代表的古文學則取得官方地位而迎來了又一輪發展。當時所謂儒風不振、國學衰頹等現象，大都與這個舊衰而新盛的經學轉折過程相關[170]；而魏晉子學的活躍特別是老、莊的盛行和經學的摻染玄風[171]，正說明這個繼往開來的轉折過渡期中，也還是繼續保持了儒學和子學相互影響和共同發展演進的格局。

事情很清楚，漢晉間儒學與子學一主一輔共生互動的格局，既是儒學自身發展的歷程和需要之所致，同時也是統治過程還要依賴其他多種學術、思想資源的結果。說到底，漢代以來儒學地位的逐漸鞏固，經學充當統治指導思想或知識軸心的作用越益突出，雖可以加大其對各種學術、思想的影響和整合步伐，強化儒學和子學的主從輔成之勢，卻沒有取消或禁止子學的問題，也未從根本上改變兩者的共生格局。

三是獨尊儒術開闢了通經入仕之路，但其並不排斥子學和其他雜學之士的登進。這不僅是因為通經者往往兼習子學和其他多種知識或技能，更是因為統治過程和朝廷需要的，首先是一支切合實用的官僚隊伍，也就不可能只以經學來選拔官員，因而通經入仕的影響雖然巨大而深遠，卻還是只能在全部仕途中佔據不大的份額，其對儒學的鼓勵並不是以對子學的抑制為前提的。

關於漢代選官多途並行的格局及其遞嬗演變的線索，學界已有豐富而詳實的研究成果，足以幫助理解與各種仕途相連的特定知識背景[172]。要之，漢武帝以來純以經學登進的途徑，主要是國學及地方官學生徒完成規定學業和通過相應課試的“明經”入仕之法[173]，而其餘各途則都程度不同地相容了其他才士。即就武帝以來的察舉制而言，其中不定期舉行的特科如賢良方正，每年貢舉的常科如孝廉，確已與經學和儒生參政關係密切[174]；但與之齊頭並進的，如特科中的明法、勇猛知兵法、明陰陽災異等科目，則更多地容納了修習子學之士[17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其舉貢標準側重于德行；元封五年又命州郡各舉秀才，詔稱“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其舉貢標準側重於才能[176]。至東漢光武帝將秀才科固定下來[177]，察舉常科由此而形成了每年州舉秀才而重能，郡舉孝廉而重行的格局[178]。這正是朝廷雖尊儒術而不欲察舉制純取德行或儒生，在重視通經入仕的同時也?兼顧其他各種才士的明證。[179]

其實賢良和孝廉科也非只取通經之士。自文帝二年始舉賢良，本意是舉德才兼備者評論朝政得失[180]，要求其明於國體、人事和敢於直言[181]。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所舉賢良見於史載者固然多為通經之人[182]，但曉諳政理和博學恐怕是更為重要的條件[183]，而博學自必兼通子學[184]。且西漢宣帝以來特別是東漢時期，詔舉賢良往往同時綴以“可親民者”[185]，“有道術、明政術、達古今”[186]，“能探賾索隱”[187]，“幽逸修道之士”之類的名目[188]。這也說明賢良科並不是由儒生經師壟斷的仕途，經學和其他多種學問在其中是相容而非對立的。孝廉科則要求被舉者“皆有孝悌、廉公之行”，這也不能說是儒生特有的品格。至於其更為具體的要求，一般都認為包括了四類，其中“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一類，重在素質；“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直接要求被舉者諳通經學；而“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和“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強調的都是明法善斷的行政才能[189]。由此可見，孝廉科與儒生和經學的關係雖最為密切，卻非經學取士的專途，至順帝陽嘉元年詔定孝廉科取士的“儒試家法，吏課牋奏”之制[190]，便貫徹了武帝以來此科並重儒生和文吏的法意。

魏晉選官的多途並行格局，基本上仍在兩漢軌道上發展。從當時各種仕途的知識背景來看，自魏明帝明確“貢士以經學為先”的原則以來，孝廉科雖仍兼取儒生和文吏，秀才科雖仍要求通達時政，其偏重於通經之士的傾向已越益突出[191]。與此同時，朝廷也還在繼續按照行政系統自身的需要和規則，又用各種不定期舉行的特科來兼容和選擢各種才學之士[192]。總體看來，用人不拘一格的曹氏父子，與以儒生自居的司馬氏父子，在官僚選拔上都採取了歲舉常科進一步偏向通經之士，而特科及行政系統內部的升擢則兼取各式才士的制度佈局。這一事實足以說明此期通經入仕之途的主導地位雖有所強化，卻仍特意容納了不以經術登進的其他人士，其況與當時學術、思想界儒學和子學主輔共生、活躍互動的局面顯然是相互呼應的。

綜上可見，兩漢至魏晉獨尊儒術的三大內涵，從制度安排到實際操作都不是以排斥子學為標的，而是要強化經主子輔的格局，確立經學在政治領域和學術、思想界的主導地位。由此可以認為，所謂漢武帝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很大程度上是在歷代儒者不斷訴求和強調中凸顯出來的一種不無誇張的表述；而所謂儒學尊而子學衰，也不外是對儒學越益佔據軸心地位，而其他各種知識、技能和學術、思想則居於輔成地位的共生互動格局，作了一種成問題的概括。通過以上考察不難看出，漢武帝以來國學只立儒經博士、經學充當官方意識形態、通經成為重要的入仕登進條件，確都具有一定的唯一性、排他性。這種唯一和排他性的確切涵義和範圍歷代有所變遷，但總的都是儒經以外的其他任何一種學術或思想，都不能在國學、入仕和官方意識形態中獨自佔據重要地位，卻無妨其充當這些領域的補充或輔助部分，更無妨其作為一般學術、思想在社會上廣泛流播，在各種交鋒、互動和滲透中與儒學一起發展變遷，從而影響到相關的政治和思想過程，並在某些社會領域或歷史階段發揮特殊重要的作用。從發展的趨勢來看，漢武帝以來獨尊儒術的一系列措施，特別是經學與功名利祿的緊密結合，有效地催驅了人們爭相趨鶩於儒經的勢頭，也迅速地在部分社會成員中形成了“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的觀念氛圍。子學流播的社會空間和群眾基礎，不免會被這樣的勢頭和氛圍所壓縮，但壓縮並非沒有止境，更非只能通向衰亡滅絕。事實是各種社會意識仍在隨時開闢無窮的可能和前景，漢魏以來子學和儒學都是在生生滅滅中發展演變的，也還在不斷以新的形態和方式構成適應時代需要的主輔共生關係；此期政治和社會各領域的儒家化過程，以及各種學術、思想和宗教流派絢爛繽紛的交融和整合，正是在這個超乎目前思想史界想像的複雜關係格局中推進和演出的。

五、小結

以上討論了魏晉時期子學流播之況及相關問題，從中可得的結論是：

一、魏晉時期子學的活躍，不僅與時勢的激蕩相關，而且是兩漢好尚子學和通覽百家之風的繼續發展和演變。漢代以來子學的流行並未呈現中衰的低谷，其在魏晉的廣泛傳播和發展也非限於特定階層、地域或政治立場；那種把魏晉子學看作衰亡之後的絕學墜緒，特別是視之為因儒學衰落而復蘇重光的思想潮流的看法，並不符合當時學術、思想界遞嬗演變的史實。

二、子書的著錄與子學的實際傳播和發展狀況之間存在著距離，《漢志》和《隋志》的分類著錄自有其特點，二《志》所示周秦部分子書的陸續亡佚，可以反映漢唐間子學在新舊交替中發展變遷的某些態勢，卻無法支持此期子學已總體地走向衰落凋零的結論。《隋志》子部各家所錄基本上只說明了範圍已經收窄和以單行本傳世的子書種類多少，而難體現漢魏以來學人著述方式和著述編輯方式明顯變遷以後的子學發展主流和全貌。

三、法、名、墨、陰陽學在魏晉時期雖舊書有減少之勢，新著的側重面不同，作用和地位並不平衡，傳播和發展形態各異；卻仍被統治者高度關注和學人廣為研習，也還在政治和其他社會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和影響，更在隨時代變遷和現實需要而不斷發展演化。這樣的史實典型地表明了子學雖地位遜于經學，卻仍預於當時盛行的學術、思想潮流，也仍在繼續與各種學派和思潮活躍互動。

四、漢武帝以來獨尊儒術的主要內涵及相關措施，都是要樹立和鞏固經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不是要取消子學，更無法取代其在各社會領域的作用；所謂“罷黜百家”，也只是就政治指導思想而言才有效，超過這一範圍就談不上儒術的唯一性和獨佔性。因而漢晉間獨尊儒術的基本成果，是有效地鞏固了學術和思想界的儒主子輔格局，從而制約了子學的發展空間和方向，確立了兩者在此輔成關係下共生互動和不斷變遷的格局。

據此四端可見，思想史界對魏晉子學及其作用和地位的常見概括，存在著若干嚴重的問題，如果我們繼續低估魏晉子學的流播程度，陳陳相因地扭曲其發展演變和參與、影響各種歷史過程的事實，那就不可能對當時學術、思想界和相關的社會存在有準確的認識，更不可能對中古社會的思想傳統，作出具有指導意義的切實結論。從方法論角度看，任何時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面貌和特點，都不能僅以環境形勢等外在因素的刺激，或僅以各種學說自身的演進邏輯來單獨解釋。魏晉學術、思想界之所以精彩紛呈和波瀾壯闊，乃是漢代以來學術、思想的內在脈絡理路與特定時勢需要交相激蕩的產物，而子學正是在探討這個進程時決不能缺席的一大關鍵和有機部分，其中所含中古思想史的“大事因緣”及其各重要側面的關係格局和演進態勢，決非區區“魏晉玄學”所得涵蓋和代表。

   作者补记


《弘明集》卷二刘宋宗炳《明佛论》(一名《神不灭论》)有云：“今百代众书，飘荡于存亡之后，理无备在，岂可断以所见，绝献酬于孔、老哉!”劲案：此亦有感于文献特别是子学流播之况者也。

《韩昌黎集》卷一一《杂著一》有《读荀》、《读鹖冠子》、《读墨子》篇，《读墨子》有曰：“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是其于墨实有精解也。

《柳河东集》卷四《议辩》有《辩列子》、《辩文子》、《辩鬼谷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辩鹖冠子》六篇，《读鹖冠子》有曰：“余读贾谊《鹏赋》，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鹖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辩晏子春秋》有曰：“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

注释

[1] 《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總敘》述魏晉繼《七略·諸子略》後，在《中經》及其《新簿》中確立了書籍的四部分類法，其中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南朝王儉撰《四部目錄》，又別撰《七志》，“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據此可以劃出魏晉“子學”的明確範圍，本文所述的“子學”，即指周秦諸子及于漢魏以來新出子論而言。
[2] 如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諸子》述《七略》著錄諸子百八十餘家，“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瑣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唐代馬總《意林》（《叢書集成初編》本）前附貞元二十年撫州刺史戴叔倫所撰《序》，謂漢代以來，“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勁案：原缺一字），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忌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說的就是蕭梁庾仲容編《諸子抄》以前子學流行之況。而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子類總論》曰：“自漢以後，九流寢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為儒術矣，況其次者哉！”這種漢以後“九流寢微”至隋唐而愈衰的看法，在宋代以來是有其普遍性的。
[3] 如王夫之《讀通鑒論》多處涉及了魏晉以來子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其《晉論五》述“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為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弑國亡，無有起衛之者”。即把曹操好尚法術與時政要求相連考慮。現代學者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19年版）卷上第一篇《導言》把漢晉哲學列為“中世第一時期”，“這一時期的學派，無論如何不同，都還是以古代諸子的哲學作起點的”。認為此期各學派的發展均可概括為周秦子學的某種流變（此書無下卷，故對此並未具體討論）。唐長孺《魏晉玄學之形成及其發展》（收入所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版）一文指出：“魏晉時期有不少人從事于先秦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圖推翻漢代的經學，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經典中作新的發掘，也有人想綜合各家，別創新說。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因為他們所想解決的問題是有關統治階級利益的問題。”這是把魏晉子學放在解決現實問題和反思東漢名教之治的背景下來考察。
[4] 如對魏晉子學活躍由來的認識，羅焌《諸子學述》（初刊1934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上編《總論》第八章《歷代之諸子學》述“漢魏之間，學者皆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至於正始，老、莊之術複昌，至於西晉，說者益眾”。突出了儒家影響減弱與法家、道家“複昌”的關係。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初版1946年，收入《賀昌群文集》，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二卷上篇《漢魏間學術思想之流變》二《諸子之學重光》指出：“漢晉間諸子學之重光，正所以促進其時代思想之解放也。其風約自安帝之世馬融始。”認為子學是從東漢後期以來重新活躍起來的。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中華書局1998年版）的《前言》，則述“子論從漢到晉特別興盛，這一方面是子部演為集部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同時也是子書逐漸式微，文集日益發達的顯著標誌。”這是說子學自漢至晉皆頗興盛，與子論子書編輯著錄之況密切相關。田文棠《魏晉三大思潮論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章《魏晉清談和魏晉三大思潮的形成和發展》把子學中的名理學和佛學、玄學並視為魏晉興起的三大思潮，認為“清談促進了三大思潮的形成發展”。所突出的是“清談”促成三大思潮形成的地位。
[5] 其代表如侯外廬等所著《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三卷《魏晉南北朝思想》通篇論儒、玄、道、佛，而未給諸子學立目。
[6] 《魏武帝集·重功德令》，《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版）第一冊。二語典出《論語·子罕》、《管子·法法》篇。
[7] 《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裴注引。
[8]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初平元年裴注引《張超集》。
[9] 《抱樸子內篇·論仙》。
[10] 《三國志》卷二一《魏書·王粲傳》附《吳質傳》附裴注引《魏略》引。
[11] 《文選》卷五二《典論·論文》。
[12] 《三國志》卷三九《蜀書·劉巴傳》裴注引《零陵先賢傳》。
[13] 《三國志》卷三二《蜀書·先主傳》裴注引。
[14] 參《三國志》卷四二《蜀書·尹默傳》。
[15] 《三國志》卷四二《蜀書·譙周傳》。
[16] 《三國志》卷五四《吳書·呂蒙傳》裴注引。
[17] 《三國志》卷五五《吳書·甘寧傳》。
[18] 《晉書》卷九一《儒林范平傳》。
[19] 《三國志》卷四八《吳書·嗣主孫休傳》，其文據環濟《吳紀》有所改動，見《世說新語·規箴第十》“孫休好射雉”條劉孝標注。
[20] 《晉書》卷五五《夏侯湛傳》.
[21] 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唐長孺《魏晉才性論的政治意義》（收入所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都指出了當時才性離合異同論的特定政治、社會背景。但前述曹操與袁遺之例，足以說明不同出身和政治立場與學術、思想趨向的關係決非一一對應，按政治、社會分野來界分交錯互滲的學術、思想的做法，稍一不慎即過猶不及。
[22] 參《阮步兵集·為鄭沖對晉王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二冊。
[23] 《晉書》卷三三《鄭沖傳》。
[24] 《晉書》卷五一《皇甫謐傳》，《世說新語·文學第四》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述“謐族從皆累世富貴”。
[25] 《三國志》卷二一《魏書·王粲傳》附《嵇康傳》、《晉書》卷四九《嵇康傳》、《嵇中散集·難自然好學論》，《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二冊。
[26] 《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鐘會傳》，傳中載其“精練名理，以夜續晝”，是鐘會精於名學之證。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附錄《魏晉思想的發展》認為“刑名”即“形名”，實即名家。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之《三國志劄記·誦孝經》條認為鐘會所受教育可以看作當時士族教育的典型。
[27] 《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鐘會傳》裴注引。
[28] 《世說新語·文學第四》“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

[29] 入晉以後與“放達”之士在學風和行為方式上對峙的名教衛道士，往往也是博通子學的。如《晉書》卷三五《裴頠傳》載其少即知名，“通博多聞”，人譽其學猶如武庫“五兵縱橫”，嫉當世貴無尚玄之風而著《崇有論》，臨終尚未卒篇的《辨才論》則“古今精義皆辨釋焉”。裴頠既力持禮法，同時又是清談健者，其《崇有論》更是玄學名篇。又《晉書》卷四七《傅玄傳》載其博學善文，晉初上疏力詆“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卻也著有《傅子》，“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以申其說。
[30] 《晉書》卷一○二《劉聰載記》載其為淵第四子，“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
[31] 《晉書》卷七二《葛洪傳》述其著述富於班馬，並“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
[32] 《抱樸子外篇·重言》。
[33] 《晉書》卷八二《徐廣傳》。《宋書》卷六四《何承天傳》載其母徐氏，為徐廣之姊，“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參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之《北齊書劄記·徐之才傳》條、羅新、葉煒《魏晉南北朝新出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版）一二八《徐之範墓誌》。
[34] 釋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一三《竺法護傳第七》，據其前後文，所謂“萬里尋師”當指其“追師至西域，遊歷諸國”之事。法護卒年七十八，值晉惠帝末年。
[35] 《魏書》卷五二《宋繇傳》、《闞駰傳》。
[36] 賀先生後文討論了馬融注《易》而“頗生異說”、注《老子》而為後世清談家所稱等問題，指出“六朝時三玄注解如雲蒸霞蔚，而其源實導自馬融”。
[37] 湯用彤《魏晉玄學流別略論》，收入所著《魏晉玄學論稿》。又《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二冊所收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卷三《子類》錄東漢圍繞《太玄》撰作之書，有侯芭《太玄經注》，鄒邠《玄思》、張衡《玄圖》及《太玄經注》，另又有崔瑗、宋衷、陸績的《太玄經注》等等。
[38] 參《漢書》卷六四《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卷六五《東方朔傳》。
[39] 《漢書》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曰：“漢興推陰陽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又《漢書》卷二七《五行志》序：“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治《谷梁春秋》，數其禍福，傅以《洪範》，與仲舒錯”。
[40] 分見《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卷八一《匡衡傳》、卷七一《疏廣傳》、卷八○《宣元六王傳·淮陽憲王欽傳》。
[41] 《漢書》卷八○《宣元六王傳·東平王宇傳》。其前文載元帝敕其傅相，“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遊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是時諸侯王讀書受到了限制，前述淮陽王欽訪書齊地，大概也是這個原因。
[42] 《漢書》卷八五《杜鄴傳》，倉唐為魏文侯太子擊之臣，說魏文侯複擊太子之位；陸子即陸賈，說陳平與周勃相睦。
[43] 《漢書》卷一○○《敘傳上》，嗣為班彪從兄。
[44]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第四編第一節《漢晉之間：固有思想與學術的演變》即說東漢有一種追求博學的“知識主義的風氣”。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45] 《法言·吾子》篇：“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揚雄傳》末贊引桓譚語曰：“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46] 《後漢書》卷九四《延篤傳》載其桓帝時作書與李文德自道起居：“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曆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是為東漢後期士人讀子之況。
[47] 《後漢書》卷二八上《桓譚傳》載其作《新語》，《隋書》卷三四《經籍志三》子部儒家類著錄為“《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今案《隋志》又載晉夏侯湛、華譚等皆撰有《新論》十卷。臆《桓子新論》乃晉以來人所稱，以區別于夏侯氏、華氏之《新論》，而稱其“桓子”當在此前。《漢書》卷一○○《敘傳上》載桓譚曾向班嗣借《老》、《莊》書，嗣拒以“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云云，可見東漢初年稱子之風仍盛。
[48] 鄒邠字伯奇（奇或作岐），《論衡·案書》篇：“觀伯奇之《玄思》，揚子雲不能過也。”《論衡·對作》篇：“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馬總《意林》卷五《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有《鄒子》一卷，摘其“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要，佞邪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之文。《藝文類聚》卷九三《獸部上·馬》引《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皆當摘自鄒伯奇書。
[49] 《後漢書》卷二六《韋彪傳》。
[50] 《後漢書》卷二六《牟融傳》。另一“牟子”是靈、獻時蒼梧人牟融撰《理惑論》，以道家立場斥佛，其《序》亦自稱“牟子”。
[51] 《論衡·書解》篇。
[52] 《藝文類聚》卷三五《貧》、卷五五《讀書》皆引謝承《後漢書》亦載其書肆讀書之事。
[5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第二篇《經學時代》第四章《古文經學與揚雄、王充》，收入《三松堂全集》第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4] 《文選》卷四五班固《答賓戲》主人語曰：“近者陸子優遊，《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即概括了陸賈、董仲舒至劉向、揚雄相承發展的西漢新子學之況。
[55] 《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經部著錄627部，5371卷（通計亡書合950部7290卷），卷三四《經籍志三》子部儒家類著錄62部530卷（通計亡書為67部609卷），兩項合計通計亡書為1017部7899卷；而子部道家至兵家9類書籍總和為353部3943卷。

[56] 《漢書》卷七二《王貢兩鮑傳》序。
[57] 《漢書》卷三○《藝文志》序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劉向等人校定。而嚴君平之書當時顯未訪得，《隋志》子部道家類著錄“《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遵即君平之名，是其書唐初猶存於世。
[58] 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又《隋志》體例於佛、道書只記總數而很少錄其書名，《想爾注》當被歸為道教書而不錄於子部道家類。另馬融注《老子》，見於《後漢書》卷六○《馬融傳》，而其書亦不錄于《隋志》，當因其久已散佚而不錄。
[59] 羅焌《諸子學述》上編《總論》第四章《諸子書之真偽及存佚》對之有考，可參。
[60] 《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姚振宗《三國藝文志》據諸史所載存錄三國新撰子書，共計儒家25家34部，道家18家21部，法家7家7部，名家4家5部，兵家9家26部，雜家17家18部，小說家3家3部，除儒家外的其餘各家總數為58家81部。又《二十五史補編》本冊收入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吳士鑑、黃逢元五人分別撰著的《補晉書藝文志》，其中如丁書《丙部子錄》輯錄兩晉新撰各家子書，儒家32家40部，道家35家45部，法家4家4部，名家1家1部，墨家1家1部，縱橫家1家1部，雜家25家32部，小說家10家（失名2家）14部，兵家9家10部，除儒家外的其餘各家總數為88家108部。可見三國和兩晉儒家以外子書家數和部帙均在儒家類的一倍以上，且兩晉道家類新撰書的家數和部帙都超過了儒家類。
[61] 《隋志》中可入其他部類之書而被歸入經部者亦甚多。如經部《禮》類中不少“禮論”和“禮雜問答”書，入史部儀注類亦無不可；《春秋》類中的《國語》眾書，雖被視為“春秋外傳”而實為史部書；五經總義類中的《爾雅》、《方言》、《釋名》以及諡法等書，亦可分入史部類書類和儀注類；至於緯書類可發明經義而究非儒經，小學類可助讀經而大多與經無關，更不待詳辨而可知。這就極大地擴充了經部書的種類和篇帙，在統計上尤易予人錯覺。
[62] 《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附《劉向傳》載其“集合上古以來，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其內容今猶可於《漢書》卷二七《五行志》見其仿佛，其更恰當的分類應是歸入陰陽家。
[63] 《郡齋讀書志》入之在子部雜家類，《直齋書錄解題》及《四庫全書總目》入之在子部儒家類。
[64] 如郭沫若《十批判書·孔墨的批判》（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便認為“《晏子春秋》一書，很明顯地是墨子學派的人所假託的”。而呂思勉《經子解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之《晏子春秋解題》則認為其義“多同儒家而與墨異”。
[65] 《郡齋讀書志》入之在子部墨家類，《四庫全書總目》入之在史部傳記類。
[66]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子編儒家類《魯連子》輯本序。又韓愈有《嘲魯連子》詩，稱“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鷂子……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已揭此意。
[67] 《直齋書錄解題》入之在子部雜家類。
[68] 如《周易》既為經學要著，又與筮占密切相關，漢魏以來又為“三玄”之一，因而《易》書性質複雜不一，而《隋志》對此的著錄大略有三種處理辦法：像京房的《周易委化》、《周易逆刺占災異》等書，因其筮占性質明顯而被《隋志》劃入了子部五行類；而對干寶的《周易玄品》二卷（《隋志》不著撰人，《冊府元龜》卷六○五《學校部·注釋一》明載其為干寶所撰），則依《漢志》互見之體而兩存於經部《易》類和子部五行類；另有大量則被劃入了經部《易》類。